文章目录[隐藏]

三从姓名看中日家族的血缘性与社会性
- 三从姓名看中日家族的血缘性与社会性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作者：吴廷璆等

三从姓名看中日家族的血缘性与社会性

姓名是人人都有的特定指称。人自出生起，便有了自己的姓与名，然后带着她进入社会生活，使之起到代表自我并与他人相区别的作用，其价值简而言之即人的“符号”。与西方人的先个人名、次父名、再族名的命名习惯相比，中国人的姓名与日本人的姓名比较接近，都是采取姓先名后的基本模式。但是，若对中日两国姓名的渊源、功能及表现形式等进行探讨，就会发现两者的差异要远远大于相近之处。

（一）从中日两国姓氏的数量说起

拥有一亿三千万人口的日本究竟有多少姓氏？日本曾经有过一系列统计。

1978年，通用计算机公司利用电子计算机对日本人的姓氏进行了统计，日本经济新闻社根据其统计结果编辑而成《日本的苗字》一书。根据这次调查，日本人姓氏的总数共有110867个。

1983年，群马县太田市72岁的斋藤清老人用最直接的方法——对全国各地的电话簿进行逐一调查统计，据此得出的结果是：日本人的姓氏共有139163个。

1985年，日本姓名学家丹羽基二等人编纂了《日本姓氏大辞典》（角川书店出版），书中收录的姓氏为133700个。

据这些统计的结果看来，日本人的姓氏在13万至14万之间。也就是说平均一千人使用一个姓氏。

居世界人口第一的中国有多少姓氏呢？1996年，袁义达、杜若甫等人将从古至今各民族用汉字记录的姓氏进行统计和整理，编纂成《中华姓氏大辞典》（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共收入11969个姓氏。2010年，袁义达与邱家儒共同编纂了《中国姓氏大辞典》（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共收录了23813个姓氏。然而，这里所说的两万多个姓氏，包括一些古代曾经使用而今天不再使用的姓氏，实际上中国人正在使用的姓氏为三千左右，其中占中国总人口94%的汉族人口的常用姓氏不过500个左右。据说英国人的姓氏有一万数千个，俄罗斯人的姓氏较多，也不过五六万个，如此说来，日本人的姓氏数量之多可谓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了。

何以日本人少姓多，而中国人多姓少？这与中日两国姓的产生、两国姓的内涵有着直接关系。

（二）中国的人皆有姓与日本的国民皆姓

中国有这样一则谜语：有一样东西，它属于你，但总是被别人使用，这个东西是什么？答案是：你的姓名。姓名让别人使用，决定了它是个人与社会发生联系的纽带，是个人在社会上存在的一种形式。正因姓名与人类的社会活动息息相关，所以不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姓名都曾经有过强烈的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所不同的是这个功能存在的时间有长有短。

中国的姓氏有着悠久的历史。当原始时代的群婚制发展到以血缘关系为标志的族外婚制时，便有了辨别人们之间有无直接血缘关系的必要，于是，产生了作为识别血缘关系的称号——姓。由于母系社会以女性为本位，所以中国最古老的一批姓如“姬”“姚”“姜”“嬴”“好”“姒”“妊”等均带女字偏旁。可见，中国姓的产生从一开始就是部族血缘的标志，只具有区别血缘关系的生物性功能。后来，随着子孙繁衍以及迁徙、逃亡等原因，便从部族中分蘖出一些支系来，这些支系的名称就是“氏”。在氏产生的过程中，男子在生活中渐居主导地位，世系也开始以父系血统来计算，所以，氏是随着父权制的形成而产生的。氏自产生起就被赋予政治功能，“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1]。据《左传》记载，鲁隐公八年（公元前715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即周天子为恩泽功臣，嘉励百官，分封有功德的人，根据出生即血缘关系赐以姓称，再根据其封土赐以氏称，贵族们依据国名、住所、地名、封土、官职、爵位、谥号等而得到氏的称呼，故只有贵族才能有氏。由于“赐姓命氏”制度的存在，周代是中国姓氏的大发展时期。此时产生的氏名，是中国姓氏的重要来源之一。

周代的分封体制及以氏别贵贱的做法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在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时期，由于分封制瓦解，以嫡长子继承为基础的世卿世禄制逐渐被废除，使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在动乱的社会中，涌现出一大批恃才能而崛起的新贵族，原本无氏的平民也趁着混乱为自己立了氏名，以前的氏已经无法继续表示人们的社会地位，故不论是姓还是氏，除了用作家族的标记，别贵贱的功能日趋萎缩，姓与氏合一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到战国末期，“秦灭六国，子孙皆为庶民，或以国为姓，或以姓为氏，或以氏为氏”^[2]，加速了姓氏合一的进程，春秋以前泛指各贵族家庭的“百姓”一词，到了战国时期就开始指平民了。再到司马迁著《史记》时，姓与氏已成为一体，所以有“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3]的说法。姓氏合一结束了它所背负的政治使命，从而取消了贵族垄断姓氏的特权。从此以后，从皇帝到百姓，人皆有姓，生而俱之，富贵贫贱，概莫能非。姓本身基本上反映不出人们的高低贵贱，如唐朝“李”为国姓，宋是赵家天下，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姓李和姓赵的人都是贵族。这是中国姓氏发展史上的一个根本变化。

姓氏合一之后，发展得极为迅速，而且很快便稳定下来。可以说，中国姓氏的格局在汉代就固定下来，宋人编纂的《百家姓》集姓五百多个，其中绝大多数在汉以前就开始使用。姓氏合一至今已经有两千年，即使随着朝代的更迭，民族的融合，有的姓氏消亡了，有的姓氏产生了，但总的来说，中国的姓氏基本上不曾发生大起大落的变化。汉代以后产生不少新的姓氏，一般都没有繁衍成为大姓。也就是说，在今天中国大地上流行的大部分姓氏至迟到秦汉时代就已经产生。

与中国姓氏的产生是姓在先，氏在后这一点不同的是，日本是氏在先，姓在后。氏是自古代国家形成至大化改新前日本社会的基本单位，它借助于原始氏族组织的形式，按其居住地、职业、官职而称呼，如葛城氏、平群氏（氏于居）；车持氏、鞍作氏（氏于职）；物部氏、中臣氏（氏于官）。大和朝廷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分别给贵族颁赐“臣”“连”“造”“君”“直”“史”等数十种“姓”，这些姓是根据各个氏的出身世系、与朝廷关系的亲疏而决定的，用以区分氏的地位尊卑、等级高低。可见，日本古代虽然使用“姓”这一汉字，功能却不在于区分血缘。大化改新后，赐姓制度也延续了一段时间，但是由于实施了官位制，表示身份地位的“姓”逐渐失去了意义，再加上皇室地位的衰落，到9世纪便不了了之。从此，在贵族社会只称氏而不再称姓。这一过程与中国的姓氏合一的过程很有些类似，只不过这一过程发生很晚，而且仅限于贵族社会，因而没有带来像中国那样的姓氏合一后人皆有姓的结果。至于部民、奴隶，不仅没有姓，也没有称氏的权利，只能按照隶属关系使用主人的氏名，如苏我氏的部民可以称“苏我部某”。大化改新后，他们都成为律令国家的公民，在国家制作户籍时，他们或使用原来主人的氏名，或改用新的氏名进行户籍登录。故直到奈良时代，不论贵族抑或平民，都只使用氏的称呼，说明此时家族尚未成为独立的社会基本单位。

一方面，从平安时代开始，日本姓氏史上开始出现新的称呼——苗字（也称名字，人们以草木的苗来象征一个家族集团，子孙后代犹如苗的分蘖，因此也称为“苗裔”）。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氏分裂成若干家族，这些家族便以其职业或居住地相称，如贵族菅原氏本属于制造陶器的土师氏，因后来移居大和国菅原伏见邑而改称菅原氏。另一方面，随着土地公有制的瓦解，许多贵族及农民通过各种手段获取了私有土地，便以自己的名字为土地命名，以证明其私有，久而久之，该土地的名称便成了其所有者的“苗字”。进入幕府时代以后，随着武士的分封和移居，苗字在武家社会有了很大发展，并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以至到身份、等级制度极其严格的江户时代，成为贵族和武士所享有的特权。当时，农民、町人等庶民阶层不仅在职业、婚姻、衣食住行等各方面受到严格限制，而且按照德川幕府于1801年（享和元年）颁布的《苗字带刀禁令》，不得称姓及佩刀。于是，是否拥有姓氏就成了区别武士与其他身份者的显著标志之一。江户时代后期，为了表彰一些忠于职守的町村官吏和对反抗幕府的人揭发、告密者及有孝行、捐款等突出表现者，领主们也特许这部分人拥有“苗字”，除此之外，绝大多数平民百姓都使用“权兵卫”“勘五郎”“左卫门”之类没有姓氏的称呼。对他们来说，苗字永远是高不可攀的荣誉。据调查，明治初年，拥有苗字的户只占全国总户数的6%。^[4]

明治维新后，新政府为了贯彻“四民平等”的方针，同时出于征兵、征税、制作户籍的需要，于1870年颁布了《平民苗字容许令》，允许平民使用姓氏。但是已经习惯了有名无姓生活的庶民对此事并不热心，致使在这项法令颁布后的数年内，创立姓氏的工作进展缓慢。于是，新政府不得不在1875年再发《平民苗字必称令》，要求全体国民必须拥有自己的姓氏，要把以姓氏作为公称当作国民的义务和建设近代国家的责任。这项带有强制性的法令的颁布，使诸多没有文化的平民百姓诚惶诚恐，不知所措。于是，不得不委托地方政府的官员、村里有文化的人、寺庙里的和尚为自己命名。一时间，因居住地、职业及各种事由而产生的姓氏铺天盖地。当时的情景，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在《名字的话题》一文中有所描写^[5]：明治初年，姓名解禁，必须在户籍上登录姓氏之时，各村的役场（村公所——本文作者注）皆大骚动。数百户无家号的人到底用何姓氏？家道中落的老户或本家明确者还可以提出使用什么姓氏，没有麻烦，而祖上代代都是小百姓者皆不知所措。许多人使用了过去主人家的姓，有的听说邻村有什么姓，只要人家没有异议就作为自己的姓。如果这两种情况都做不到，就由役场的官员给起一个姓氏。家门前有松树的就叫松下，住在山的入口处，就叫山口。其中也有的村官恶作剧，因此伊豫海岸一些渔村家家都以各种鱼类的名字当姓，邻村则都使用各种蔬菜的名字。当时这种事例很多。

《平民苗字必称令》颁布以后，日本的姓氏进入大发展时期，其突出特点是没有任何限制，具有很大随意性，上至日月星辰，下至花鸟虫鱼、动物茶菜，从职业、住所到自然现象，造成日本的姓氏数量之多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可以说日本人的绝大多数姓氏都是在当时产生的。这就是日本为何人少姓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历史上姓氏的变化经历了贵族有氏有姓—苗字成为贵族武士的特权—通过法律强制而实现国民皆姓这一复杂的过程。可见，在日本历史的大多数时间内，姓氏并非是作为家族、血缘、世系的标志，而主要与人们的身份地位联系在一起，因此只属于少部分人。近代以后，平民百姓才有使用姓氏的权利，故国民皆姓也是明治维新的成果之一，姓氏从此被剔去政治功能，只作为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符号而走进千家万户。

（三）中日姓氏的血缘性与社会性之差异

中国是个注重宗法制度的国家，自秦汉时代姓氏合一以后，中国人对血缘关系的重视与维护，是中国姓氏两千年来保持稳定性的根本原因。

首先，姓是人出生世系的标志。姓是“女”与“生”二字的组合，许慎《说文解字》释姓为“人所生也”，意为女子所生为姓。古代姓也被写作“生”，即人生而有姓，因生以为姓。姓是根据血缘和出生这一纯粹自然的、生物性的事实，根据父祖生命的延续来确定的称呼，是自己的身世和父系血缘的佐证。所以，不能人为地否定她，否定了她就否定了自己的本源，被视为耻辱。在中国，“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被视为高尚的品行，也因此成为男人敢作敢为的同义语。中国人甚至拿自己的姓氏来发誓：“如果我撒谎，我就不姓李”；“如果这件坏事是我干的，我就不姓张”。可见在中国人看来什么事情都没有自己的姓氏至高无上。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和捍卫自己的姓氏，如果没有特殊的变故，一般说来，姓氏是不会改变的。如女性结婚以后不放弃娘家的姓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古代女性地位很低，活动空间狭窄，故女性的名字只在闺阃中流行。出嫁之后，名字就更少使用。一般妇女只称姓，如刘氏、赵氏，或在自己的姓氏前再冠以夫家的姓，如王刘氏、吴赵氏。说明在人们的观念中，可以不要自己的名，但决不能丢掉自己的姓。有些因为入赘、收养等原因导致姓氏改变的，其后代也愿意恢复原姓。如明代礼部右侍郎黄观之父入赘许家，改姓许，至黄观时上奏请求改回黄姓，得到皇上的允许。^[6]即使无法恢复本姓的，也要想办法把自己本来的姓氏表示出来。明代初年有一部家谱叫《袁朱宗谱》，从名字上很难判断究竟是袁家宗谱？还是朱家宗谱？原来这家家谱所记载的家族始祖朱梓本姓袁，后过继给舅父朱德敏为嗣子，五世之后，子孙修家谱时，向明太祖朱元璋请求恢复袁氏本姓，皇帝没有批准，最后只得在朱姓之前冠以袁姓，以昭示自己的本姓。^[7]

其次，姓是宗族的标志。宗族，是由上至高祖，下到玄孙的不同辈分的人组成的大家族。构成宗族的要素首先是“血的共同”——同一祖先的男性后代；其次是聚族而居，同一居住地的人大都有血缘上的联系。“一村惟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白居易在《朱陈村》这首诗中生动地勾画出宗族生活的图景。宗族是靠同一姓氏的标志聚集在一起的，族人在宗族与社会中的地位和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所以确认家族的世系血统，防止血缘关系的混乱，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主要记载家族世系繁衍的家谱、族谱便应运而生。尽管各个家族因经济和文化条件不同而使家谱、族谱记载的内容、详略会有所不同，但是家族世系源流、血缘系统却是每一部家谱中最基本的内容。有了家谱，就有了家族的人事档案，族人的名字入了谱，表示得到了承认，外人是很难进入家族之内的。一般说来，异姓养子、赘婿、后妻携来子等均不得入谱，即便得以入谱，也要以特殊的标志加以区别。^[8]

最后，姓是同姓不婚的标志。同姓不婚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婚姻禁忌之一。周代礼制严格规定了同姓不婚的原则。例如：

娶妻不取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礼记·曲礼》）

娶妻避其同姓，畏灾乱也。《国语·晋语》

同姓不婚原则的确立，是由于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近亲通婚的危害，“男女同姓，其生不蕃”^[9]，“同姓不婚，惧不殖也”^[10]说的都是这个道理。在周代，同姓不婚的戒律为人们严格遵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姓的人已经未必都具有血缘上的联系，同姓不婚的原则也就逐渐失去原来的意义。到唐代，虽然仍有“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11]的法律，但是“同姓”的概念已然发生了变化。按《唐律疏义》的解释，“同宗共姓，皆不得为婚”，通婚的禁忌实际上已由同姓缩小到同宗。到了清代，终于有了比较明确的说法，“同姓者重在同宗”^[12]，实际上，是以同宗不婚取代了同姓不婚。“同姓不婚”的法律虽与社会慢慢脱节，但还是对民间有很大影响。尽管198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明确规定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通婚，但农村中许多地方仍然以“出五服”为基本原则。

归纳起来，中国的姓氏有两大基本特征：第一，姓氏最主要的功能是作为血缘关系的徽号，个人绝无其他选择，因此不能轻易更改，这使中国的姓氏至今仍保持两千年前的基本格局。如孔子的后裔已经繁衍83代，分布于世界各地，不论嫡流支系皆姓孔，故有“天下无二孔”的说法。第二，既然血缘关系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人无不有父，故莫不有姓，所以，尽管中国的姓氏也作为家族与宗族的标志而存在，但实际上是附属于个人的。人皆有姓，也就没有了尊卑贵贱之分。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在编写姓氏书时将帝王的姓氏放在首位，以突出其尊贵的做法，但毕竟是个别的，影响也是短暂的。

如前所述，直到明治维新前，日本的苗字并不是依附于个人的称呼，而是代表着一家而存在的。因而日本姓氏的历史，实际就是家名的历史。在身份制度极其严格的封建社会，士农工商各个阶层必须按照自己的身份，世世代代从事固定的职业，人们的所有活动都是以“家”为单位实现的，因此日本的“家”不仅是血缘共同体，更重要的以家业为中心的经营体。家业的存在是通过家名的存在而反映出来的，家名代表的这种社会关系不是由于个人的存在而得以确立和维持的，而是先祖以来历代家族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晶，所以日本人极其珍重自己的家名，把实现家名永续作为家族成员的根本任务。比如战国大名毛利元就在遗训中告诫自己的子孙：“用心维护我毛利之苗字，使其永不衰败至关重要。”^[13]

正因为苗字是作为家名而附属于家而存在的，它代表的是社会关系，故与中国姓氏封闭性、不变性相比，日本的姓具有可变性特征，即人们可以因社会关系的变化及各种具体事由改变自己的姓氏。一般来讲，改姓有以下几种情况。

随着氏族与家族集团的分支而改姓。日本历史上氏族与家族的发展与繁衍带来分化、迁徙的同时，往往带来姓氏的变化，这种情况与中国姓氏合一前氏大发展时期极其相似，只是时间上要晚得多。此类原因的改姓是历史上最多的一种。如藤原氏是拥有一千多年历史的豪族，仅占据朝廷中枢之位的嫡系就分衍出近卫家、九条家、二条家、一条家、鹰司家（有五摄家之称），在公家贵族社会中，更以藤原氏居主流。他们大多依居住地或者相关的寺庙而称其家名，如闲院家、花山院家、中御门家、日野家、高仓家、四条家等。还有更多的藤原氏支族到地方发展后，在创立新家名时，习惯于取“藤”字表示与藤原氏的联系。如根据国名或地名，伊藤表示伊势的藤原氏，近藤是近江的藤原氏；根据世袭的官职，担任过斋宫头的就叫斋藤，担任过左卫门尉的就叫左藤或佐藤；根据与地方豪族的关系，与安倍氏结合的就叫安藤，与春日氏有关的就叫春藤。如此观之，出自藤原氏的姓氏可谓数不胜数。

因政治关系和主从关系的变化而改姓。由于姓氏在日本历史上主要与人们的身份地位相联系，故人们政治地位的变化、社会关系的变化也有可能带来姓氏的变化。如建立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康本姓松平，在建立幕府后，改姓德川。战国大名毛利元就的儿子分别叫毛利隆元、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为什么三个儿子三个姓？原来在群雄争霸的战国乱世，毛利元就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利用吉川氏和小早川氏两家发生内讧之机，强行让自己的二儿子和三儿子分别做吉川家和小早川家的养子，并继承了两家的家业。由于吉川家和小早川家成为“毛利两川”，毛利家得以势力大增。

因开创新的家业而改姓。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家业的开创者是造福于后代的源泉，被后代尊为家的祖先，故往往在创业之后改换姓氏，以作为新的家业的象征。比如，江户时代大阪的豪商、后来发展成财阀的鸿池家的祖辈本来是姓山中的武将，后来弃武从商，在摄津国（今兵库县）的鸿池村从事日本清酒的酿造，从此改姓鸿池；明治时代冈山县盐商野崎家的先祖将所开发的盐田根据地名命名为野崎滨，又以此地名作为自己的姓氏。^[14]明治维新的功臣山县有朋曾经让他的第三个儿子建立萩原家。萩原一姓系根据山县有朋在倒幕维新运动中使用的萩原鹿之助这一化名而来。^[15]建立萩原家的目的，是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萩原鹿之助（山县有朋）在倒幕维新运动中的功绩，山县有朋本人也就成了萩原家的祖先。

因收养关系而改姓。翻开日本的有关人名的工具书，就会看到一种中国没有的表述方法：有些词条在人名之后，要写上“本姓”，或特别注明其出身家族，如：

汤川秀树，物理学家。小川琢治的第三子。

吉田茂，政治家。竹内纲的第五子。

佐藤荣作，政治家。岸信介之弟。

因为日本人并不像中国人那样严格奉行“异姓不养”的原则，为了实现家业的长久延续，往往依据才能标准选择继承人，所以异姓养子和婿养子多有存在，改姓也就常常发生。养亲与养子本身并不忌讳对外公开改姓的事实，世人也不因此为怪。

因婚姻关系而改姓。主要指女性结婚后改随丈夫的姓。近代以前，日本女性的地位尽管比较低下，但结婚后仍然称娘家的姓氏。近代初期，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经倡导实行“夫妇合成姓氏”，即如果男方姓山原，女方姓伊东，双方结婚后的姓氏就各取一字，以“山东”为双方的新姓，以体现夫妻平等。这一方案尽管没有被采纳，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日本人姓氏的可变性。1898年开始实施的明治民法第788条规定“妻因婚姻而入夫家”，因此要改随丈夫的姓氏。从此，夫妇同姓的习惯一直沿袭至今。改随夫姓是男女不平等的突出表现，对于女性来说，不利之处很多。因此，长期以来在社会上和议会中一直有要求夫妇别姓的呼声，但是在议会中一直得不到多数支持。尤其是在执政的自民党内部有很多人认为“在涉及作为国家根本的家族制度时必须慎重”“夫妇别姓对子女会带来不良影响”^[16]，因而反对夫妇别姓，至今结婚后改随夫姓的婚姻仍在96%以上。看来日本女性要想从夫权下讨回自己的姓氏还要经过艰苦的努力。

正因上述姓氏可变性的存在，使历史上日本人改名换姓易如反掌。当然，这里所说的可变性主要是封建时代的事情。近代开始实现国民皆姓，姓名只作为个人的符号而存在，经常变化反倒不利于户籍的管理。于是，1872年8月，明治政府发布太政官布告，禁止所有国民随便更改姓氏、名字、屋号，如需改变姓氏，要履行严格的法律程序，从此结束了日本人自由改名换姓的历史。

（四）从命名方式看中日两国家族结构的不同

从表面上看，中国人以单姓居多，故中国人的姓名多为三个字或两个字；日本人以复姓居多，所以日本人的姓名多为四个字。此外，中日两国人的命名习惯还有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中国人注重“辈分排行”，日本人习惯“祖孙联名”。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的血亲关系极受重视，宗族的存在，需要多种方式来表示和维护，命名方式就是其中之一。同族的人，往往是同辈分人的名字中有一个相同的字，这个字叫族名、谱名、辈字，又叫家族范字，是在家谱中规定好了的。所以，旧中国人们的姓名一般都由三个字组成，第一个字是姓，即家族的象征，第二个字是族名，是辈分的象征，只有第三个字属于自己。宗族内的尊卑关系，通过辈字可以清楚地加以区别。这样，同族的人，即使互不相识，通过姓名就可以了解互相之间的关系，人们也可以通过辈分了解自己在宗族中所处的地位，其作用在于维护宗族集团中的尊卑秩序和人伦关系。例如，孔子家族在元代开始使用辈字，从第56代开始到第85代的30个辈字是：

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

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

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

1920年，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又续了第86代至105代的辈字：

建道敦安定，懋修肇益常，

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最后一代衍圣公孔德成（1920—2008）是孔子的77代孙，如果以一代人年龄跨度25年计算，孔氏家族到“昌”字辈时，应该是600年以后的事情了。

“辈分排行”制大约形成于宋代，明代已十分流行。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皆如此。每个人一出生，就按辈分排行对字入座，属于哪一辈的人，用哪一字取名，不得有误。辈字紊乱一直被中国社会视为禁忌。至今在农村中仍有许多人认为辈分至为重要，辈字是维护家族内部人伦关系的有力工具，如果除去辈分，家族就有可能出现“没上没下，没少没长”的局面，所以按辈分排名的做法依然很流行。辈分排行制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文化现象，透过辈字，不仅可以看到中国人注重家族血缘的纵向延续，而且更多看到的是中国家族中的横向联系，体现出宗族外延的扩大。根据父系关系的原则，中国的男子一出生便在家中具有了“房”的地位，自动成为家庭财产的拥有者之一，共同的血缘和经济地位使得中国家族中的同辈男子要使用同一辈字，以示在家族中地位平等。所以，纵的世系长显示了宗族历史的悠久，横的辈分宽，说明了宗族人丁兴旺，势力强大。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夫妻二人只有一个孩子，家族范字就逐渐失去了意义，因此中国人的单字名比率迅速提高，使重名率增加日益成为新的社会问题，给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管理带来不便。面对日益严重的重名现象，有关专家呼吁社会多用复姓或创造新姓，以减少姓名的重复，并多取双字名，以增加个性化色彩。前一种主张由于不符合中国人重视血统的传统，难以推广，后一种主张则应该是中国人名的发展趋势。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按辈分排行命名的制度还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

与中国人强调辈分这一点相反，日本人更注重家的纵式延续。在家督继承制下，人们最关注的是亲子序列上的纵向连接，而横向的诸兄弟的家庭组合则无关紧要。所以日本人通常使用与中国人的“辈分排行制”截然不同的命名方式——“祖孙连名制”。例如，江户幕府的十五代将军名字如下：

家康——秀忠——家光——家纲——纲吉——家宣——家继——吉宗——家重——家治——家齐——家庆——家定——家茂——庆喜

这十五代将军的名字中大多有“家”字。如果按照中国人的思维，很容易通过这一连串名字将他们误解为是同一代人，而实际上按辈分划分他们分属于十代人，时间跨度为270多年！

战前有名的财阀三井家族在从17世纪创业起至战后被解散为止的三个世纪中十一代家长的名字为：

高利——高平——高房——高美——高清——高佑——高就——高福——高朗——高栋——高公

如果不是对三井家族非常了解的人，如果不对这一世系图加以说明，中国人根本无从知晓这些称“高”字的人的辈分。说明日本人并没有中国人那种强烈的辈分意识，所以在中国被视为人伦之大忌的立嗣子不合昭穆的现象在日本却是正常的。比如上面三井家的第九代家长三井高朗本是第十代三井高栋的长兄，后来弟弟当了哥哥的养子，二人便从兄弟变成了父子。这个事例也说明，日本的家系图不像中国的家谱那样具有明确的识别性，人们从中看到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整个家的存在。让人们了解其家业的存在，就是日本的家名存在的意义，至于其中的个人在家中居什么地位并不重要，个人即使存在，也完全被淹没于“家”之中。

结语

姓名是社会文化背景的折射。记得什么人说过，“偶然捡起一张人名录，肯下功夫深沉玩索，其中告诉你的东西，也许比一篇历史文物的报告还要丰富”。中日两国人姓名之不同，根本原因即在于不同的家族制度和文化传统。

注释

[1]郑樵：《通志·氏族略》。

[2]郑樵：《通志·氏族略》。

[3]顾炎武：《日知录·杂论·氏族》。

[4]井戸田博史：《家に探る苗字と名前》，雄山閣出版，1986年，第39頁。

[5]柳田国男：《定本柳田国男集》第20卷，筑摩書房，1983年，第315頁。

[6]《明史》黄观传。

[7]来新夏、徐建华：《中国的年谱与家谱》，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6页。

[8]如新昌榖来王氏族谱的世系图上，族人继承，用红线相连，异姓入继，用黑线相连。费成康：《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9]《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10]《国语·晋语》。

[11]《唐律·户婚律》。

[12]《大清律例·户律》。

[13]《毛利元就遺誡》，第一勧銀経営センター:《家訓》，第84頁。

[14]北原種忠：《家憲正鑑》，家憲制定会1920年，第420頁。

[15]德富蘇峰：《公爵山県有朋伝》下，原書房，1980年，第1049頁。

[16]《毎日新聞》2001年8月22日東京朝刊。

三从姓名看中日家族的血缘性与社会性

三从姓名看中日家族的血缘性与社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