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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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家训看日本人的节俭传统


二 从家训看日本人的节俭传统

谈起“创建节约型”社会这个话题,人们就会不约而同地注意到日本。这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国,不仅创造了战后在废墟上重新崛起,在短时期内发展成为经济大国的奇迹,而且在建立节约型社会方面也走在全世界的前列。不仅是世界上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人们在生活的许多方面也都非常节约。故节约型经济、节约型社会可以说是日本的突出特色。日本“节约型社会”的建立,固然需要各种节约的技术和经验,而深层的社会文化背景则是其节约立国风尚存在的根源。日本中世以来的武家家训及商人家训中有大量切实、具体的节俭之训,可资我们了解日本人的节俭传统。之所以选择武家家训与商人家训,因武家是作为统治阶级而存在,商人则是拥有财富的阶层,了解他们的节俭传统更有说服力。

(一)武士家训中的节俭

家训,在日本常称作家宪、家掟、家慎、家禁,它是家长为家族成员、父祖长辈为后代子孙所规定的有关立身处世、居家治生的训诫和教条,是家族成员必须遵守的准则。早在遣唐使时代,日本人就学习中国人以家训治家的传统,开始制定家训,但最早只在皇室、贵族中有少量家训。进入幕府时代,掌握了政权的武士也开始制定家训,但数量增多,内容走向成熟还是在室町、战国时代以后。家训在中国是齐家之训、家内之训,其训诫对象始终是家族血缘亲属。而由于日本武家的“家”具有明显的超血缘特点,它是幕府统治的社会基本单位,在群雄割据的战国乱世,一个大名的家就是一个小国。武家的构成既包括血缘关系成员,也包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家臣、领民,故武家的家训远远超出治家的功能,更多涉及治国,且齐家与治国是相通的。透过家训,可以了解武家的治家原则,更可以了解他们的治国理念。

尽管武士是幕府时代的统治阶级,但是从他们留下的家训中,丝毫看不出骄奢淫逸,而大多强调厉行节俭,反对铺张。以下仅录几例:

刀具衣装,莫思攀比,看得过即可(《早云寺殿二十一条》)[1]

家中之士,莫忘武备,要依财力置办。武具马具大刀,以得用为准,莫要华丽,朴素为好。日常衣服及调度,莫越财力。诸事要量财力,莫入不敷出。尤俭约之旨趣,乃为仁义而俭约,首先日常用度,武器装备,莫使不足,所以诸事要俭约,衣服调度之类,朴素为要,莫好奢华。(小浜藩主酒井忠进《酒井赞岐守忠进家训》)凡事谨慎小心,莫说金银米钱,即便是井中汩汩之水,亦不可无益浪费。(细川重贤《肥后侯训诫书》)

衣服为掩体之物,粗陋亦可蔽身。应据财力、位次着相应服装。着不合身份之华服者,是为奢。食乃续命之物,粗茶淡饭,只要免饥存命则可。嗜好美食,耗费金银以饱口腹之欲者,是为奢。房屋乃遮风雨之物。狭窄鄙陋,能挡风雨则可。应视财力,建相应之屋。建不合财力之华屋者,是为奢。(伊势贞丈《贞丈家训》)

平日节俭,一针一线亦收之仓廪,然遇战事有需,则碾金碎玉,毫不可惜。(朝仓宗滴《朝仓宗滴话记》)

在武家家训中不仅可以看到这样原则性的说教,更有如何节俭的现实而具体的规定。有关衣着方面的限制,如战国时代越前大名朝仓氏的家训《朝仓敏景十七条》规定:“朝仓家族,年初出仕,须穿有朝仓家纹之布衣。”战国时代和江户初期的大名加藤清正作《加藤清正掟书》,要求家人臣下“衣着限于棉布。耗费金钱于衣饰,荒谬无益”。当时很有些讲究的人都穿绢布做的衣服,虽光鲜华丽,但价格昂贵,且不耐穿,所以从节俭耐用的角度考虑,便有了上述规定。有关日常饮食的规定,如熊本藩藩主细川重贤在家训中规定了每日饭菜的标准:“朝夕食素,一汤一菜,午间可吃鱼,亦不过一汤二菜。”“朔望佳节,与常日无异。年初仪式,当依家法从俭。不可稍有疏忽。”熊本藩,领俸禄54万石,在江户时代算得上屈指可数的大藩了,而藩主之家饮食堪称简单。酒井藩藩主酒井忠进不仅在家训中告诫家人“好华美,耽美味,淫歌奇丽之族,乃小人之业,非丈夫居心”,还要求“衣服饮食宅居,各依其分”,虽然没有对于一日三餐的具体规定,但是规定了待客标准:“会朋友,一汤二菜,酒三巡,酒肴三种。客人来,一汤三菜,婚礼之祝仪二汤五菜。若有缘故要逾度,当报之目付。”一个藩主家庭,连婚礼之类的祝仪不过两汤五菜,宾客到访,也只是以简单的一汤两菜、三菜招待而已,那么平时自家人至多也就是一汤一菜了。在有客人来访或婚仪等场合,如果因故要多加一个菜,要先报目付(武家负责监察的官职)审批才行,可见这种规定之严。还有的家训规定:“酒虽融洽合欢之物,然豪饮放诞,乃古今亡家灭身之根底,故严禁酗酒。”(陆奥磐城平藩藩主内藤义泰《内藤义泰家训》)至于其他娱乐性的消费,更是要严格掌握。如战国大名朝仓家规定:“莫邀京都四座之猿乐师来本国演出。不如以其价于本国猿乐师中择才俊教习之,可长远为乐。”朝仓氏地处越前(今福井县),若延请京都的名师来表演,肯定要花重金,不如在当地培养自己的乐师,这才是一种长久之计。

厉行节俭,讲的是戒除奢华和无益之费,但不能矫枉过正,变得吝啬。“过于吝啬,有损身份,亦与过骄奢同。”(《酒井隼人家训》)经历过战国乱世的福冈藩初代藩主黑田长政既强调“万事皆求华美,不以俭约为要,则必积年靡费,后用不济,丧国败家”,因而要“专务俭约,戒无益之费”。如何掌握节俭的“度”也很重要,“倘过俭至吝啬,则诸人疏远,万事无序,善行难成,功业不立,也是亡国之兆”,所以,既不可不俭,又不可过于吝啬,要在“宽紧适度,取其得当”(《贞丈家训》)。战国大名朝仓敏景很注重资金的合理运用,他规定“名家所铸宝刀短剑不宜用。持一把价值万疋之宝刀,不敌百支百疋长枪。莫若以万疋之价购百支百疋之枪,令百人持之,可守一方”。宝刀虽好,只能为一人所用,而购一把宝刀之费,可装备百名士兵,轻重缓急,道理自明。另一方面,“过于求便宜,则物品质次,本可使用二、三年者,一年之内便数次更易,反而花了大钱”(尾张藩主德川宗春《尾张亚相宗春卿家训》)[2],即不能贪便宜而忽视了购物质量。这样的认识在今天来看也是有教益的。

武家为什么如此注意节俭?由于时代所限,他们当时还不可能从国家资源贫乏这个角度来认识节约的重要性,但是读武家家训,一个重要的感受是武家都将节俭作为立国之根本。当然,这个“国”不是现代意义的国家,而指的是战国大名的领国及江户时代的藩。战国时代是弱肉强食的时代,各大名的治国之要是发展经济,积累财富,以在激烈的争霸战争中站稳脚跟并扩大势力,而奢侈浪费将误国误民。如战国大名北条氏纲在家训中阐述节俭的理由:“如有人本是五百贯的财力,却效千贯的行事,大半是使了手段之故。”“好华丽者,无暴敛下民,便无所出”,他们“或向百姓强行征役,或经营买卖以图生利,或烦扰町人,或博弈取胜,总之必有出处”,其结果,将“国中悉贫,大将势力渐微”。(《北条氏纲书置》)到了江户时代,武士虽然立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但是他们并不是富裕的阶层,他们脱离了土地,依靠有限的、固定数量的俸禄生活,随着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而日益陷于穷困。幕府与各藩除了通过幕政、藩政改革进行调整外,都要求武士节俭度日,江户时代不到270年,共发布258次“禁止奢侈令”[3]。尤其是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时要求更严,在任29年中竟然发布了59次“禁止奢侈令”,禁止美食铺张,穿着华丽,而且自己带头厉行节俭,平时吃饭不超过两菜一汤,且滴酒不沾。幕府殿堂内的窗纸、拉门即使再陈旧,如无破洞也不许更新。将军以身作则,幕府官员自当效仿。据说当时幕府的官吏在值班时都自带便当,只有老中(江户时代直属于将军、统辖政务的最高职官)等在执勤时过了吃饭时间,才可供应饮食,但也是以一汤五小菜为限。[4]至于各藩,更要严格奉行节俭原则。有的藩在家训中甚至规定“百姓之中,有喜好华美,不事耕作,却集金银分赃者,速捕之并斩首”。(《肥后侯训诫书》)显然,一个农民不种田却能过好日子,肯定有非法勾当,故要严惩。福冈藩藩主黑田长政也在家训中规定:“有因好华檐美舍、婚姻靡费、招宴宾客、耽溺游兴、聚敛珍异等事致费资财,日久渐贫者,可斟酌定其罪。”(《黑田长政遗言》)总之,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在节俭方面也是全社会的典范。

(二)商人家训中的节俭

商人在日本最早产生于镰仓幕府时期,后来,随着兵农分离,至室町幕府时期,其身份渐趋固定。在战国时代,各地大名为增强领国的军事与经济实力,纷纷在自己的城堡周围建立作为其政治与经济据点的“城下町”,让武士与工商业者集中在此居住,一批敢于冒险的商人乘机聚敛了财富。近世以后,和平的社会环境,兵农分离政策的实施以及武士的城居,带来城市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虽属于“士农工商”中的末流,但也正是这种身份制度的存在,使社会其他各阶层加强了对商品经济和商人的依赖,江户时代商人因此势力大增。约占总人口5%—6%的商人是近世社会中最具经济实力的阶层。

商人财富增加了,有些人便开始忘乎所以,营造豪华住宅者有之,追求华贵衣着者有之,出入于花街柳巷者有之,耽于游艺、挥金如土者有之。商人三井高房曾于1728年作《町人考见录》,记载了京都等地50家商人的盛衰,其中就有因为忘记商人本分,奢侈浪费、纵欲享乐而导致破产的例子,因此他提醒商人“忘记家业终将失去家业”[5]。也有一些商人在严格的身份制束缚下始终头脑清醒,对来之不易的家业与家产格外珍重,所以尽管腰缠万贯,也始终以“俭约”为行为准则。在商人家训中我们可以看到,勤俭持家是最基本的内容。例如:

勤俭以持家,骄奢以灭身。勤此戒彼,是为同族繁荣、子孙长久之基。(三井家《宗竺遗训》)[6]

无禄之町人,虽当时取相当之利润,然无时不虑有损失之时……致力于俭约乃为第一要义。(《钱屋五兵卫家宪》)[7]

须牢记,勤俭兴家,骄奢灭身。(《伊藤松坂屋家训》)

商人是最注重利益的阶层,其家训也不停留于讲道理,而是从实际需要出发,对如何节俭,节省开支做了许多详细而具体的规定。博多商人岛井宗室的《岛井宗室遗书》就是典型。岛井宗室(1539—1615)是活跃于战国末期至江户初期的豪商,他利用地利之便,通过与明朝和朝鲜的贸易积聚了巨额资产,连丰臣秀吉都对他礼让有加。在他去世前五年,模仿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的形式书赠其继承人、养子信吉,是为《岛井宗室遗书》。[8]在全部十七条内容中,竟有六条谈到节俭度日,且内容详尽入微。

第三条是“勿接触游艺”。要求家人“一生中不得耍钱、玩双六棋等赌博类游戏。40岁前也不得习围棋、将棋、武艺、谣曲、舞蹈。……50岁前,凡野外酒宴、钓鱼、赏月、赏花等外出游览之事均要禁止”。这样的规定意在让家人洁身自好,节省一切不必要的开支。

第四条是“40岁之前以质素第一”。其中要求“即使些细小事也不得铺张……万事尽可能节制。家具、屋宅之新购改建自不必言,品茶、剑、佩刀、服装等要力戒华美,丝毫不可有显露之意”。“衣物宜着棉服”,居家修理要注意,加固墙壁与院墙的绳子到了腐烂的程度方可更换,不准另建屋宅。

第五条是“40岁前,不可频繁宴请客人或出席别人的宴请,款待双亲、兄弟并亲属及赴亲属之宴会,一年内一至两次即可,不可再多。尤慎夜间之宴席,即便是兄弟之邀请,也是不去为好”。

在第七条“治家重于对外交际”中,有具体的勤俭持家的要求。如“烧火用的劈柴和烤火用炭都要自家解决,引火柴等也要自己解决。家中和后门集中的废物中,短绳头可切碎用于和泥葺屋,长的用于结绳。五分以上的木块、竹块收集起来洗净,用作烧柴。五分、三分大小的纸片也要收起来,以作再生纸的原料”。这是要求物尽其用,一丝一毫也不要浪费。

第八条是“购物须知”。“小到薪炭,二三分长的小杂鱼,大到去街上河边购物,买木材,也要主人亲自前往,尽量还价再买,并将物价牢记在心。以后,不管谁再去购买,坐在家中就可知其贵贱,如此可防被佣人欺骗。”“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柴、炭、油,尤以柴为要。用量依烧柴方法不同而大有差异。一天中烧饭用多少,做汤用多少,主人要大体知其量,并按其量交与女佣,于是一个月能用多少就知其大概了。”“薪柴之类,生木与朽木都不好用,要买干柴。与劈柴相比,树枝和木块好用,茅草比树枝更好用。”显然,这里是要求一家之长对家中的支出要心中有数,不仅要了解市场行情,也要掌握自家的具体用量。

第十条是“节约伙食费”。“朝夕饭米每人一年定为一石八斗,如杂以蔬菜与大麦食之,则一石三斗、四斗足矣。”“要做糠味噌、五斗味噌(用大豆、米糠、食盐制作的低质味噌——作者注)食之,每天将味噌研碎,让其充分出汁,其糟粕中入盐,用萝卜、黄瓜、茄子、冬瓜、大葱等蔬菜的皮屑腌制咸菜,给佣人们早晚下饭。”“米价腾贵时,要吃菜粥。若喝菜粥,首先主人也要吃。如果一点也不吃,就要想想下人的感受。万事都要如此留心,我们的父母过去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也与佣人吃同样的饭菜。”从这条看来,富商岛井已经把饮食标准降到最低限度,吃低质量的味噌,喝菜粥,并强调主人要与佣人吃同样的饭菜。

对于居家生活如此精打细算,近乎吝啬的节俭教训,让人很难将它与岛井宗室的豪商身份联系起来。由于《岛井宗室遗书》很实际,所以后来被许多商家模仿,在家训中立下勤俭持家的训诫。例如:

店内生活万事宜行简素,朝夕饭食一菜一汤,不许喝酒。(《住友长崎店家法书》)

平素在店内不得穿棉布以外的衣服,腰带也勿用绢物。(《伊藤吴服店家训》)

菜一日一度,一人三文至四文,再多就是浪费。(《伊藤家家宪》)

不图华美,但求质素,穿干净的棉服即可。(《诸户清六遗言》)

以酱油生产为业的商人滨口家的家训规定“家虽富有也要安于棉服蔬食”,“裁缝之事一切必家内自办,绝不可委托他人”。一家人遵照这样的家训,暖身安于棉衣,饱腹甘于素食,连家长也不许特殊。家训还规定“除家长外,吃饭时不可使用茶碗”。茶碗即陶制饭碗,易碎,为避免增加这项支出,滨口家代代成员都遵守这一训诫,除家长使用茶碗(也是家长权威的一种标志)外,家庭所有成员,包括雇员只使用耐用的木碗。小小饭碗之事也予以足够的注意,并写进家训,反映了商人节俭度日用心良苦。正是由于这种精神,1645年创业的滨口家才能延续360年而不辍,至今发展成为生产YAMASA酱油的著名的调味料与药品制造企业。

在中国历史上的家训中,同样有很多强调节俭的内容。但中国的家训多是原则性的教导,很难从中找出对居家生活、日常用度做出具体约束和精打细算的安排。日本的商人处于四民之末,无法与社会制度抗争,为了延续家业,只能严于律己。商人通过家训要求自己过俭朴而有秩序的近乎禁欲的生活。商人的节俭思想是由根深蒂固的家业观念产生出的经济伦理,由于明治维新后的近代企业家有很多是从近世商人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商人的节俭观对日本的资本积累与近代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

(三)近代富豪家宪中的节俭

家训本来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明治维新后,武士阶级退出历史舞台,武家家训也随之结束了历史使命。随着等级制度的废除,平民从此摘掉了“二等公民”的帽子,于是商人转而经营新型工厂、企业,成为国家“文明开化”政策合作者,也有大批敢于冒险、具有经营意识的人才乘明治维新风云而发迹,故明治时期是日本富豪辈出的时代。由于近代日本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是江户时代商家的延续,即使是明治维新后建立的新企业,也无不是在“家”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于是家训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像三井、住友、鸿池那样的老字号企业保持了旧有家训延续性,在修改时注入了近代的思想内容;而新兴企业如三菱、安田、涩泽财阀则是在企业规模大定之后制定家训,以作为家族成员和企业之约束。

近代日本的很多富豪继承了近世武士与商人的节俭传统,虽然他们拥有巨额资产,但仍然谆谆告诫家人保持节俭的美德。如:

勤俭持身,慈惠待人。(《岩崎家家宪》)

勤俭二字乃祖先的严训,应服膺并发挥其功德。(《本间家家宪》)

戒骄奢,发扬质素勤俭的美德。(茂木家家宪)

一家的经济以收入之八分营之,余下二分蓄积蕴养,可防困蹶。(《繁田家家宪》)

勤为富之本,俭乃富之源。(《向井家家内谕示记》)[9]

在有关的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到很多近代富豪的节俭美谈。如安田财阀的创始人安田善次郎(1838—1921)就是一个代表。他曾当过六年丁稚(学徒),从赤手空拳开始创业,在幕末维新的混乱之中,因从事金融兑换业积累了财富,仅仅几十年时间就确定了其四大财阀之一的地位。安田善次郎终身躬行勤勉与俭约,以“勤俭堂松翁”自称,即使成为财界大亨,也自觉过着简朴的生活。如乘火车外出旅游,一般都坐普通车厢。在银行工作时,与员工一起在食堂共同用餐。每逢祝、庆典,也尽量节省经费。在家庭生活中,通过家训做出规定,不论是家长还是夫人、孩子,每年的生活费都规定一定的预算,每人的支出决不许超标。安田善次郎倡导的“勤俭储蓄谈”被作为安田银行员工的座右铭。其中谈道:“提到勤俭储蓄,有人认为仅是节约蓄钱,实则不然。所谓勤俭,乃勤勉节约之意,换言之,乃‘勤于业务,节省冗费’之谓也。勤为积极之语,进取也;俭乃消极之语,保守也,是故二者相辅始见其效。余教诸子曰:勤则俭生,俭则勤生。”有些人不理解安田善次郎的做法,说他是“吝啬汉”。而他坚持该省则省,该花就花的原则,一方面厉行节俭,一方面热心于慈善事业,捐资兴建著名的东京大学安田讲堂和日比谷公会堂就是其典型的善举。

曾经读过一本名为《一个明治人的生活史》[10]的书,写的是明治时期神奈川县高座郡的地主相泽菊太郎的日常生活。他只是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民,过的是普通的生活。他让人别有称道之处,一是从19岁开始,直到96岁去世前10天,长达78年记日记一日不落。二是从1892年开始到1957年,每天都详细记载全家的财务收支情况,留下了长达66年的《金银出入账》。而写日记和记账的用纸,有的是利用报纸夹带广告的背面,有的是不用的账簿,都被整整齐齐地订成本子。仅这一点,足以窥其主人的细致与节俭。

能否做到节俭,一家之长的表率作用是关键。故近代家训中不乏对家长行为的规定。以发明清酒而闻名的关西富豪鸿池家就有严格限制家长奢侈浪费的实例。有一天,第十代鸿池善右卫门独自一人驾着马车到大阪繁华商业区心斋桥。平素不大出门的他被路旁店头摆设的商品吸引,于是走进一家商店,买了很多自己喜欢的东西。一结账,共计350日元,可当时他口袋里只有区区30余元。按家族规定,家族成员每月只有为数不多的零花钱,即使是家长也不例外。于是商定让店家事后到鸿池府上去取。鸿池善右卫门回家后不久,店家用车载着所购商品送到鸿池府邸,并请求付款。没想到遭到账房管家的拒绝:“鸿池家从祖上就制定了极其严格的家法,即使是家长买了用于游玩的商品,如果超过规定的额度,也决不能付款。”任凭鸿池善右卫门怎样哀求,管家就是不答应,只好眼睁睁看着商人把送到家的东西又拉了回去。[11]这位家长后来仍然不思进取,写俳句,好风流,不仅影响了家业经营,也损害了自身的健康。鸿池家经过集体决定,对其予以罢免。

一家之兴亡在于子孙,人是延续家业的根本。以家训告诫人们奉行节俭,意在让节俭之风代代相传,故教育子女也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被誉为“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的涩泽荣一在1891年亲自制定了《涩泽家家训》,其中除“勤与俭乃创业之良图,守成之基础,应坚守之,不骄不怠”,“冠婚葬祭的仪式招待等事,应力避华美之风,而依其身份质素从之”的节俭之训外,还基于“子弟教育关系到同族家道之盛衰,故同族之父母尤要慎重待之,教育之事不可忽视”的认识,专设“教育子弟之法”[12],其中有多条涉及节俭。例如:

凡子弟幼少之时,要使其知世间之艰苦,养成独立生存精神,且男子外出时尽量步行,以保障其身体的健康;

子弟达十岁以上,虽可给予少量金钱作零花钱,但要严格按其身份定其额,以此唤起其对生计的关注;

不可让子弟读下流书籍,接触鄙猥之事物,也不得接近艺妓艺人;

凡男子至成年之前,要与成人区别对待,衣着必穿棉服,器具类以质素为主,唯女子外出或接待客人时方可穿绢织衣物。

涩泽荣一创立了第一国立银行,一生参与近500家企业的创立与经营,是近代日本杰出的企业家。如此巨额财富的创造者与拥有者,却能俭约传家,教子有方,堪称日本近代富豪的楷模,《涩泽家家训》也因此在近代日本家宪中颇具典型性与影响力。

2000年,笔者在日本工作期间参观了位于新潟的北方文化博物馆。这家博物馆又称“豪农之馆”,本是江户至明治时期大地主兼商人伊藤家的宅邸。传统的日式建筑,宽广的庭院,无声地诉说着其主人昔日的辉煌。最令我有感触的是在大客厅显著位置的“床之间”(壁龛)处,赫然挂着一幅大约3米长的巨大画轴,上面工整地写着唐代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根据题款得知,该幅字写于明治24年(1891年),正是伊藤家最兴旺的时期,拥有水田旱田近1400町步,号称越后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地主。从书法角度来看,这个字幅很欠功力,相信伊藤家张贴如此巨幅字画,绝不是附庸风雅,而是以此提醒家人,时时刻刻不忘节俭。

结语

资源短缺并未阻碍日本高速发展之路,反而让日本走出了一条资源节约型发展新路。创建节约型社会需要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家训资料告诉我们,日本人有着久远的节约意识及节俭传统,所以当今日本人从节省能源、环境保护、资源再利用到居家生活中的精打细算都做得很到位,在这方面很值得我们学习。

注释

[1]本节所引武家家训除特别注释外,均引自小泽富夫:《武家家訓·遺訓集成》,ペリカン社,1998年。

[2]吉田豊:《武家の家訓》,第335頁。

[3]藏并省自:《日本近世史》,第265頁。

[4]林景渊:《武士道与日本传统精神》,台湾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0年,第217页。

[5]三井高房:《町人考見録》序、《日本思想大系59近世町人思想》,第177頁。

[6]第一勧銀経営センター:《家訓》,第403頁。以下商家家训内容除特别注释外均引自此书。

[7]銭屋五兵衛:《銭屋五兵衛家憲》,足利政男等:《商売繁盛大鑑·日本企業経営理念》第1卷,同朋舍,1984年,第256頁。

[8]吉田豊:《商人の家訓》,第38-51頁。

[9]京都府编辑兼发行:《老舗と家訓》,1970年,第144頁。

[10]小木新造:《ある明治人の生活史——相沢菊太郎の七十八年間の記録》,中央公論社,1983年。

[11]墨堤隠士:《日本富豪の家憲》、《明治後期産業発達史料》第367卷,竜溪書舎1997年,復刻版,第203-204頁。

[12]北原種忠:《家憲正鑑》,第237-2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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