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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代日本的人口状况与人口政策
- 五近代日本的人口状况与人口政策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作者：吴廷璆等

五近代日本的人口状况与人口政策

人口问题是困扰当今日本的严重社会问题，从历史上看，也是一直挥之不去的阴影。近代日本的人口问题与政治、外交有着密切联系，也与对外侵略息息相关。

（一）前近代日本人口状况

日本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曾经有短暂的户籍与人口统计的历史，^[1]但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瓦解及近七百年中中央政权名存实亡，便不再有全国统一的户籍与人口统计。从11世纪开始，日本进入阙户籍时代，数百年内没有进行全国性的人口调查，使当时的人口状况处于无从可考的状态。这种现象直到江户时代才有改变。德川幕府为了禁止基督教的传播和加强对民众的统治，从1671年起要求每年检查民众的宗教信仰，并按村登记“宗门改帐”，“宗门改帐”在当时实际上起到了户籍的作用。1721年，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为解决财政危机进行“享宝改革”，其内容之一就是要求各藩上报领内的人口。1726年，再次进行了人口调查。1726年是丙午年，此后每六年，即在子年和午年进行人口调查成为定制，故德川幕府的人口调查被称作“子午改”。从1726年至1846年，共进行了19次全国人口调查，并留下了记录，成为了解江户时代人口状况的宝贵资料。

根据这些资料，可知进入17世纪（江户时代前期），由于全国统一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众的生活大有改善，出现了人口急速增长。据推算，1600年全国人口在1200万（历史人口学者速水融观点）至1800万（历史地理学者吉田东伍观点）之间，而到120后的1721年，以年平均5‰—10‰速度增加到3100万人^[2]，历史人口学家鬼头宏称江户时代前期为“人口爆炸”时代。但是，人口高增长的趋势并没有持续多久，进入18世纪即江户时代中期，人口出现了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如1756年为3128万人，1786年人口为3010万人，1792年人口为2986.9万人。1846年江户时代最后一次进行人口调查时，人口约3229万人，在一百多年时间里，人口增长极其有限。

江户时代中后期为何出现人口停滞的现象？首先是自然灾害频发带来人口损耗。据梅森三郎编撰的《凶荒志》记载，从庆长年间（1596—1615）到明治以前，发生了水灾、旱灾、冻害等各种灾荒130次，基本上是两年一次。^[3]据小鹿岛果编撰的《日本灾异志》记载，1783年，连续发生了浅间山火山爆发、洪水、低温等灾害，关东地区“饿死十万两千余人，疫死三万余人，迁往他处二万余人，全家死绝致空宅者三万五千余家”^[4]。其次是在自然灾害发生的同时，又有疫病发生，造成人口减少。在既缺乏医疗设施，又没有科学的健康、卫生观念的情况下，一旦有疫情发生，立即在一个地区甚至在全国蔓延。富士川游在《日本医学史》中描述了江户时代疫病流行情况。如1822年、1858年、1862年，日本爆发三次大规模霍乱，有记载说，1858年第二次霍乱大流行时，仅江户一地从当年7月27日到9月23日的50多天中，有28万人到各寺院办理丧葬（此数字难免有夸张成分，且也包含其他原因的死亡），也有“死亡者120578人”“八、九两月间死亡31229人”的记载，“因霍乱全家皆亡，绝嗣、死产者数不胜数”。^[5]此外，江户时代还多次发生麻疹、天花、鼠疫、流感、伤寒等传染病，对人口的生命安全造成巨大损害。造成人口减少的第三个原因，是在贫困及生活压力下，百姓为生活所迫，人为地进行人口限制。方法为在怀孕后堕胎，或在孩子出生后将其弃于屋外，致其死亡或出生后立即溺死，这种被称作“间引”^[6]的行为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江户后期经济学者佐藤信渊曾在《镕造化育论》中写道：“百姓困穷，十室之邑年年堕胎阴杀赤子者，不下二三人，或一国及七八万者往往有之。况于四海之大，可胜算乎？然皆惯习，绝无有咒其国君之不仁者。”^[7]贫困是造成堕胎、溺婴、弃婴的主要原因，但当一种做法成为习俗，恐怕还有经济之外的原因。通过一些资料记载可以得知，江户时代堕胎、溺婴与弃婴行为不仅在农民百姓中普遍存在，即使在生活较有保障的武士家庭和较为富裕的町人家庭中也有这种情况。“富家也不过三四子，有生五人以上者，则为世之稀罕，合璧四邻皆怪而谤之。”^[8]据日本法制史专家服藤弘司对《诸士系谱》的考证发现，在近世前期的武士家系图中，在嫡子以外还有次子、三子的记载并不少见，但在近世中期以后，除了继承家督的嫡子以外，已经很难看到次子、三子的名字了。根本原因是武家社会也限制生育，即只要有了一个儿子，就不再生育。^[9]这就说明，生活贫困只是“经济上的原因”之一，而“家”的利益的需要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二）维新后从多生多死向多生少死的转变

明治以后，民众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从19世纪后期起，出现了继17世纪以来又一次人口增长高峰。1872年，日本始建近代户籍制度，据此得知当时有户籍人口3481万人，此后人口逐年增加，到1900年，达到4385万人，到明治末年，超过5000万人。根据1920年第一次近代人口普查的结果，得知当时人口为5596万人。进入昭和时代，人口增加势头更猛，至1936年，人口数字已经超过7000万。从人口增长率来看，明治初年在5‰左右，从1897年起超过10‰。明治维新之后仅仅70年时间，日本人口就增加了一倍。

就人口状况的特征而言，江户时代是“多生多死”（高出生、高死亡）的时代。进入明治时代，这一特征发生了变化，即由“多生多死”向“多生少死”转变，从而带来人口增加。“多生少死”是在民众生活水平提高，文明开化带来社会生活改变这样的大气候下实现的，而破除堕胎、“间引”陋习、近代“卫生”观念的导入、近代医疗制度的建立等诸多因素尤其重要。

破除“间引”旧习与堕胎罪的设立 如前所述，江户时代的堕胎、溺婴、弃婴等人为的限制人口做法，阻碍了18世纪以来人口的增长。明治维新后，为根除这一“弊风”“恶习”，明治政府在1880年颁布《刑法》和1907年修改《刑法》时，都规定了“堕胎罪”：对妊娠中的女子服药或通过其他方法堕胎及受人委托帮助其堕胎者，都要处以徒刑。在这一背景下，一切对堕胎罪的反对呼声都受到压制。如1915年，女权组织“青鞜社”成员原田皋月在《青鞜》第五卷第六号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狱中女写给爱人的信》的小说，采用书信的形式，描写由于堕胎罪而入狱的女人与法官之间的对话，强调女性有生与不生的自我决定权，主张废除堕胎罪，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堕胎论争”，刊载原田皋月这篇小说的《青鞜》第五卷第六号被禁止出版。此后不久的1922年，美国节制生育活动家玛格丽特·山额夫人（Margaret Sanger1883—1966）到日本宣传节制生育，受到了日本政府方面的阻挠，甚至一度拒绝其登陆，她携带的宣传品大部分在横滨港口码头被没收，撰写的《避孕方法》也被禁止在日本出版。在日本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中，为确保人力资源，进一步严格禁止终止妊娠。战后，日本政府制定了《优生保护法》，放宽对人工流产的限制。但刑法上的“堕胎罪”一直保留至今。

除了在法律上严格禁止堕胎之外，中央与地方政府亦出台各种政策鼓励生育，保护儿童。1871年，发布第300号太政官布告“弃儿养育米给予方”，作为政府的救助事业，对0岁—15岁弃儿发放救助米年七斗。1873年，又对生第三个孩子的家庭发放5日元的一次性补助金。这些政策对人口的增长无疑是有推动作用的。

近代“卫生”观念的导入 在文明开化及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近代意义的“卫生”概念被引入日本。1871年，肥前国大村藩（于长崎县）藩医出身的兰医长与专斋（1838—1902）作为文部省官员随岩仓使节团赴欧美诸国考察医学教育及卫生行政制度。在考察中，欧美国家“预防重于治疗”的卫生理念令长与专斋深有感触。结束考察回国后，长与专斋于1874年就任新设的文部省医务局局长，次年医务局从文部省改隶于内务省。长与专斋认为医务局这一名称与该局的职能不尽相符，在翻译德文的医疗卫生资料时，对德语中具有“保护生命与生活”概念的“Hygiene”一词，选用了《庄子·庚桑楚》篇中“卫生之径”中的“卫生”作为和译，医务局也随之改名“卫生局”。卫生局成立后，着实推进垃圾处理、市街道路清扫等公共卫生事业，开展传染病的预防。随后，近代“卫生”概念与这一词汇在日本被广泛接受，卫生和健康问题也从关乎个人生理机能的私事，转而成为政府施政的要务，近代卫生事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清末驻日外交官黄遵宪曾据其亲身观察，在《日本国志》中记载了卫生局的职能^[10]：

卫生局，以大书记官为局长，其职在保护人民使无疾病。凡粪除街衢、疏通潴郾、洁净井灶，皆督饬府县官及警察官使地方人民扫除污秽，以防疾病。凡医生必经试验给予文凭，方许行医。凡通都大邑必有病院以收养病民，院长时察其病况，上之本局。凡有以丹膏丸散营业者，必以化学剖验无有毒害方许发卖。凡人民兽畜有传染时疫者，必速由地方警察所电报于本局，而设法以预防焉。

通过对霍乱的防治可以说明近代日本“卫生”观念的传播及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明治时代，霍乱是最为凶猛的传染病，1877年、1879年和1886年曾发生霍乱大流行。霍乱的流行多是由于病人的排泄物污染水源。为防止霍乱流行，长与专斋及卫生局从1877年即致力于推动铺设近代上下水道建设^[11]，1882年，主持了第一条欧式下水道——神田下水道的修建，1883年，又从水道技术发达的英国聘请技术专家亨利·斯宾塞·帕拉玛（Henry Spencer Palmer 1838—1893）指导修建了横滨上水道的建设。防止霍乱流行成为推动近代供水系统和排污系统建设的主要原因，也在防病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上水道系统完备后，基本上制止了霍乱的流行。在“防重于治”的观念下，对于霍乱等传染病开展积极的预防工作及宣传教育。如1879年，颁布了日本防病史上第一个统一的预防规则《虎列刺病预防临时规则》，1880年，又颁布了《传染病预防规则》，是为日本第一个传染病预防规则。卫生行政部门还及时发布预防霍乱的办法，消除居民的恐慌心理。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使霍乱在大正年间得到有效遏制。

近代医疗制度的建立 在明治时代以前，日本的医学一直以汉方医学为主，遇到霍乱、天花、痢疾等传染病大流行时，治疗效果并不明显。在幕末时期，以兰学为代表的近代西洋医学对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长崎养生所、顺天堂医院等近代医院已经开始出现。明治维新以后，西方近代医学随着文明开化的潮流传入日本，1868年，以设在横滨的“军阵病院”（治疗鸟羽、伏见之战中的伤员）为基础，与原幕府的医学所合并，建立了“东京大病院”（1886年改为东京大学医学部），并聘请德国人担任教师，从此，日本有了近代医院及医学教育机构。1874年，为发展近代医学，明治政府颁布了《医制》，确定了近代医疗制度的目标：建立卫生行政制度；实施以西医为基础的医学教育；建立以西医教育为前提的医生开业许可制度；建立近代制药业和培养药剂师，以医药分业为目标。《医制》的颁布是日本正式导入西洋医制的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据1875年的统计，当时有医师27650人。尽管在当时仍然是以汉方医师为主且平均1000人才有1个医生，但毕竟在及时救治民众疾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880年，注册医生数量增至36000人，1898年达到43000人。在妇产科方面，明治以前产妇难产时多母子双亡，而接生婆则束手无策。1874年的《医制》中，明确规定了助产妇的资格取得、业务规范，1875年，各地开始兴办助产妇养成所，向助产妇进行近代接生方法的教育。1889年，取得正式官方许可的助产妇有619人，加上旧有的接生婆，东京的助产妇超过3000人。^[12]1899年，又公布了《助产妇规则》，规定助产妇女必须是年满20岁以上、经助产妇考试合格者，必须在地方长官管理的助产妇名簿上登记，否则不得营业；未经一年以上的助产术专业学习，不得参加助产妇考试等。1914年，全国的助产妇增加到31000人，其中23000人毕业于正规学校。^[13]对助产妇要求的提高及严格管理，同时近代妇产科学技术的进步（如日本于1852年进行了第一例剖宫产手术），与过去相比，母婴安全有了进一步保证，从而使“多生少死”有了可能。

（三）缓和人口压力的对外移民与殖民地移民

明治维新后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政策的实施，带来了日本国民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加之禁止堕胎及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刺激了人们的生育热情，使日本的人口迅速增加，长期因人口不足而一筹莫展的日本人到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突然感到不曾有过的人口压力：在狭窄且资源贫乏、可耕地很少的国土上，人口激增，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见表2-10）。

表2-10 发达国家经济起飞时期可耕地人口密度^[14]

工业化的结果使一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无业游民。人口增长速度较快，带来就业不足，人们生活质量下降，尤其是农户平均耕地面积越来越狭小，农村日益穷困。1873年实施“地租改正”后形成了寄生地主制，越来越多的农民沦为佃农，致使“佃农争议”时有发生，社会矛盾尖锐。人口压力与农村问题迫使日本政府寻求对策，对外移民也就成了解决当时日本经济社会危机的有效手段。近代以来日本移民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为解决人口及劳动就业问题为目的的海外移民，二是殖民地移民。

海外移民 在德川幕府推行锁国政策时代，人们没有迁徙自由，连走出村庄都受到严格限制。1853年，日本在列强的压力下实施开国，1868年，第一批日本人移民关岛、夏威夷。1885年，第一批“官约移民”派往夏威夷，1886年，日本与夏威夷签订了《日本与布哇国政府缔结之渡航条约》，并基于此条约分26次，派出“官约移民”约3万人。1894年，由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官约移民停止派遣，个人经营的移民公司开始竞相向夏威夷移民，至20世纪初期，向夏威夷移民进入高峰，每年大约有1万至2.5万人移民至此。为了缓解人口压力，推进移民事业，日本政府于1894年4月颁布了移民保护规则，并于1896年进一步制定了移民保护法。20世纪初期，由于日本移民越来越多，造成当地劳动力工资下降，引起当地人的不满，美国政府遂对日本移民进行了限制，从1907年起，不再对新移民发放签证。正当移民美国受阻之时，南美洲大国巴西向日本提出了移民要求，以解决当地劳动力的不足，日本政府一拍即合，大力支持。为了移民，日本专门成立了皇国殖民会社。1908年，首批移民781人（男600人、女181人）乘“笠户丸号”客船从神户出发前往巴西圣保罗州桑多斯港，这是赴巴西的首批日本移民，从此开始了日本人有计划移民巴西的热潮，巴西也成为海外“日系人”最多的国家。据巴西官方统计，从1908年派遣“笠户丸号”起，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最后一次派遣移民为止，前往巴西的日本移民达188986人。^[15]从移民总体情况看，从1868年到1945年，移民北美各国的日本人有411409人，移民中南美各国的有244536人。^[16]

明治以来的海外移民政策除是以解决人口及失业问题为目的外，还具有如下特点：第一，移民地远离日本本土，如明治20年代移民地主要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斐济及西印度诸岛，明治30年代主要是墨西哥、秘鲁、菲律宾，20世纪后以巴西为主。第二，是在政府的政策保护之下，往往按照国家之间的协定实施移民，如最初移民夏威夷就是以“官约移民”形式派遣。日本政府及移民当地政府都对移民提供一定数量的补助，如日本政府对从事海外移民的民间公司发放补助金，以鼓励移民事业的普及；向移民提供补助费，在向巴西最初派遣移民的时候，向移民支付包括准备金、交通费、旅途住宿费等在内的补助费132日元25钱。^[17]第三，在移民所到之处，为求得生存，不仅要面对自然环境的改变，还要适应当地的文化，服从当地的社会规范，甚至要忍受种族主义歧视，不能为所欲为。移民后来大部分在移居地定居，并加入当地国籍，融入当地社会，为当地社会、经济做出了贡献。以巴西为例，日本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巴西的农业面貌，还建立了不少大企业，现在他们不仅控制了巴西许多重要经济部门，而且不少人跻身于政界和军界。^[18]在日本，散居世界各地的这些日本移民及其后代被称为“日系人”，据财团法人海外日系人协会网站公布的资料，到2005年为止，海外日系人大约有260万人。综合以上特征，可以认为近代日本移民海外是在当时国力还不强大的情况下，实现解决人口问题的诉求，而无法实现领土的诉求，殖民色彩尚不明显。

殖民地移民 如果说近代以来日本向以美洲国家为主的人口移动是“移民”的话，那么，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就是地地道道的“殖民”了。“殖民”与“移民”，都是将一个地方的居民移到另一地方定居，以获得别处的财富，实现自己的生存为目的，这也是“殖民”与“移民”的相同之处。但移民是按照别人的规则去获得财富，而殖民是将自己的规则强加给别人，然后掠夺财富，这是“殖民”与“移民”的最大区别，实施移民的国家与移民前往的国家有无统属关系也是区别“殖民”与“移民”的根本标志。与“移民”相比，“殖民”的特征一是依靠国家力量实施移民过程，并伴有军事、武力的强制；二是具有明显的领土野心，并以掠夺财富为目的；三是殖民过程建立在对被移民国家压迫的基础之上，对殖民地造成极大破坏，阻碍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通过学习西方，实现一系列改革，在东方国家率先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但日本推行“脱亚入欧”政策，在刚刚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危机之后，便与西方列强为伍，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取胜，更加奠定了其跻身世界列强的地位。日本是资源匮乏的岛国，具有强烈的扩张性，日俄战争以后，日本继承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地区的所有权利。为了壮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实力，并通过东北辽阔的土地解决日本的“人口过剩”问题，在日俄战争后不久，就通过“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实施向中国东北移民。“九一八”事变后，在关东军的策划和推动下，日本政府开始实施“武装移民”政策，从1932年到1936年，先后五次向中国东北派遣近万户“武装移民”。“武装移民”派遣具有明显的军事目的，移民的募集以“在乡军人”为骨干，在接受一定时间的军事训练后进入吉林、黑龙江两省，“武装移民”承担着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巩固日本军事占领的任务。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制定了“百万户移民”计划，即从1937年开始，在20年时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这一作为当时“七大国策”之一的移民计划被称作“民族大移动”。此计划的制定不仅具有国防目的，还包括解决人口与就业问题，缓和国内的社会矛盾，故移民募集不再以“在乡军人”为主，而变为以农民为主。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内被应征入伍和投入军需产业的劳动力急剧增加，“百万户移民”计划并没有顺利实施，如表2-11所示，第一期计划比最初的10万户设想减少到72600户，而实际上只募集到42635户。^[19]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移民募集难度更大，计划根本无法实现。随着1945年日本战败，作为“国策”的满洲移民政策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表2-11“百万户移民”第一期实施情况（1937—1941）

在日俄战争之后到日本战败近40年时间里，数十万日本人被移民东北。^[20]“满洲移民”政策的实施，不仅是解决国内劳动力过剩这一人口问题，更主要是包藏着吞并东北的领土野心及对东北实行统治的政治野心。一方面，“满洲移民”是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实施侵略政策的工具，他们强占土地、房屋、劳动工具，致使中国农民流离失所，生活无着。从表面上看来，移民是这些土地的耕种者，实际上他们是日本政府移民侵略的实践者。在战争需要时，移民立即成为军人。另一方面，移民也是日本侵略政策的牺牲品，他们大多数是下层农民及低收入者，希望通过移民改变贫困的状况，背井离乡来到气候、环境等都不习惯的地方，面临着很大生活压力，疾病时有发生，不少人患上“屯垦病”（因思乡、失望和不满造成的精神疾病）。由于他们侵占当地老百姓的土地与房屋，必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抗日武装力量的袭击，死伤人员时有出现。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阶段，这些移民大多数被应征入伍，直接参与到战争中，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尤其是战败时，大多数移民被他们的政府抛弃，许多人在撤退回国途中病死、累死、饿死，其子女成为被遗弃在大陆的“残留孤儿”。总之，日本的“满洲移民”政策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及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伤害，移民自身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四）侵略战争中的人口政策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当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人口的迅速增长使日本统治者痛感国土的狭小，因此，力图通过战争解决问题，以扩大生存空间。而一旦发动战争，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线被无限延长，国内青壮年大部分被送上战场，又显现出人力的匮乏。因此，在侵略战争中，日本的统治者极力推行人口扩张政策，使其服务于战争。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受战争的影响，一年中增加的人口仅仅38万多人。日本政府感到有人口减少的危机，1938年1月，内阁设立了厚生省，专司有关国民健康的行政事务，厚生省的工作任务就是“供给强有力的战斗员和扩充生产力需要的劳动力”。1938年4月，近卫文麿内阁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国民成了“为了达到国防目的”的“人的资源”。为确保“人力资源”的质与量，1939年9月以厚生省预防局民族卫生研究会的名义，向全国发布了《结婚十训》：

（1）选择值得信赖一生的伴侣；

（2）选择身心健康的人；

（3）选择没有不好遗传的人；

（4）避免盲目结婚；

（5）避免近亲结婚；

（6）不要晚婚；

（7）不要迷信旧习；

（8）接受父母长上指导熟虑果断；（9）婚礼简素在登记当天举行；

（10）为了国家生吧，繁殖吧！

《结婚十训》的核心是鼓励生育，增加人口。其最后一条“为了国家生吧，繁殖吧”是战争期间人口政策的核心及具有强烈蛊惑性的宣传口号。

1941年，近卫内阁制定并发布了《人口政策确立要纲》。该要纲把“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并谋求其健全发展”作为全国的使命，以“谋求我国人口急激且永远的发展增殖及其资质飞跃向上”为宗旨，以“确保高度国防国家的兵力及劳动力的需要”和“对东亚诸民族的领导力量”为目的，要求在20年内（即到1960年为止），全国人口要达到1亿。因此，要大力增殖人口，具体目标就是每对夫妇要生5个孩子。^[21]

为增殖人口，首先要实行早婚早育。根据人口问题研究所进行的“出生力调查”，要达到一对夫妇生五个孩子的目标，有必要将结婚年龄提前。针对当时平均结婚年龄为男28岁、女24岁的情况，要求青年男女将结婚年龄提前三年，即男25岁、女21岁。同时，大张旗鼓地进行“结婚报国”“育儿报国”的宣传教育，要求妇女们把过去的《女大学》的精神化作近代化精神。《人口政策确立要纲》中强调要“排除以个人为基础的世界观，确立以国家和民族为基础的世界观”。舆论界也大肆鼓吹“结婚是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的奉公”，早婚多育被置于“国策”的位置上。为了贯彻“结婚报国”“育儿报国”的政策，结婚报国恳谈会之类的组织在各地相继成立。此时的报纸杂志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早婚名人促进结婚座谈会》《战时促进结婚座谈会》等消息和文章。尤其是与伤残军人结婚被作为“美谈”而大力宣传，“成为这些勇士的妻子，做他们的杖、他们的柱而度过一生”成为“日本妇女最崇高的任务”。^[22]在这种舆论的引导下，许多士兵都是出征前仓促结婚，双方连基本的了解也没有。至于那些被迫嫁给伤残军人的女性完全是出于一种“道义”，实际上毫无感情可言。

《人口政策确立要纲》发布后，“生吧，繁殖吧”成了家喻户晓的口号，在全国上下展开了大张旗鼓的“人口战”。新闻媒介大造舆论，宣传“国力的基础在于国民的人口”。当时在妇女界影响颇大的《妇女新闻》发布社论指出：“增殖人口是国民肩负的唯一平等的义务。孩子不是‘我的孩子’，而是‘国家的孩子’。”另一较有影响的报纸《周报》也发表文章，宣传“在胎中孕育着国之宝贝、肩负着日本未来的孕妇，怀中哺育着婴儿的产妇，作为女性……在从事着国家性的工作”，“每年有几百万女性作为母亲为了国家在‘奉公’。由于分娩，每年大约有五千位母亲死亡，这种牺牲可与战死的男子相比”。^[23]自江户时代以来，女性美的标志一直是“瓜子脸，白皮肤，溜肩细腰”，而战时舆论则要求女性改变旧观念，提出新时代美人最重要的是充满“健康美”（即胸部丰满，臀部肥大）。在“生吧，繁殖吧”这一国策下，以增殖人口为己任，一个接一个生孩子的被称为“翼赞美人”。报纸上甚至公布所谓“充满健康美多产型翼赞美人十项标准”^[24]，首相东条英机的夫人、生有7个孩子的东条胜子带头宣传“生孩子是一种快乐”，并呼吁女同胞为了扶养大家族而放弃一切奢侈。在早婚多育这一“国策”之下，女性美与生儿育女已不是单纯的夫妻家庭生活和人口增殖的自然行为，而成了与国家的发展前途联系在一起的政治行为。当时，舆论界称小孩子为“宝宝部队”。婴儿降生后，“恭喜，又是一个战士”成为时髦的话语。

为了推进人口增殖，从1940年开始，厚生省连年表彰“优良多子女家庭”，首次表彰了10336户。“优良多子女家庭”的条件是育有满6岁以上的子女10人以上，子女无死亡（战死及因天灾等不可抗拒的事故而死亡者除外）且身心健全，父母及子女都品性善良。在受表彰者中居首位的一户竟生了16个孩子，被称为“拥有9名未来军人和7名军国之母的大部队”^[25]。促进早婚多育的措施还包括控制雇佣20岁以上女子，设置奖励结婚和结婚费用贷款制度，对“优良多子女家庭”的子女入学提供学费补助等。由于上述作为“国策”的婚姻和人口政策的实施，使日本在战争体制下一直保持了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尽管在战争中有310多万人（其中战斗人员233万人，非战斗人员约80万人）死亡，但到战败的1945年，日本全国总人口仍有7220万人。^[26]

战时的婚姻与人口政策是国家权力介入家庭生活的极致，家庭成了国家用于侵略战争的人力的生殖资源，女性则成为一架生殖机器，人性被彻底抹杀。这种婚姻与人口政策的副作用很快就显现出来。战后，人们面临的是多达187万人的战争未亡人（据1949年厚生省的统计）和迅速提高的离婚率（从1943年的0.68‰，上升到1947年的1.02‰）。^[27]这就是战争带给为增殖人口立下汗马功劳的日本妇女的悲剧性结局。

注释

[1]关于日本律令时代的户籍制度，见李卓《日中古代户籍制度浅议》，《历史教学》1987年9期。

[2]鬼頭宏：《人生40年の世界：江戸時代の出生と死亡》，http://phi.med.gunma—u.ac.jp/humeco/anthro2000/kito.pdf。

[3]関山直太郎：《近世日本の人口構造》，吉川弘文館，1958年，第159頁。

[4]同上书，第160頁。

[5]同上书，第170頁。

[6]“间引”，本意为植物栽培过程中的间苗，以此形容通过堕胎、溺婴、弃婴等手段限制子女的人数。

[7]转引自関山直太郎：《近世日本人口の研究》，竜吟社，1948年，第199頁。

[8]鍋田三善：《盤城志》，转引自児玉幸多：《近世农民生活史》，1957年，第272頁。

[9]服藤弘司：《相続法の特質——幕藩体制国家の法と権力·5》，創文社，1982年，第526頁。

[10]黄遵宪：《日本国志》，吴振清等点校整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上卷，第359页。

[11]日本最早的上水道是德川家康1590年入府江户之际建设的神田上水道，此后，相继建立了以多摩川和利根川为水源的玉川上水道、龟有上水道、青山上水道、三田上水道、千川上水道，号称江户六大水道，17世纪末基本完工。水道为利用高低差的“自然流下式”，地下铺设木制水道，通过井口取水。江户当时的人口约100万人，此六大水道基本上满足江户市街居民的给水。虽不是近代式上水道，但在当时堪称世界上最发达的供水系统。

[12]中部家庭経営学研究会：《明治期家庭生活研究》，ドメス出版，1972年，第298頁。

[13]Irene B.Tabuter著、每日新聞社人口問題調査会訳：《日本の人口》，每日新聞人口調査会，1964年，第54頁。

[14]昭和60年国勢調查モノグラフシリーズ:《日本人口の成長と経済発展日本人口成長与経済发展》，総務庁統計局，1991年，第27頁。

[15]巴西驻日大使館：《日伯交流の歴史》，http://toquio.itamaraty.gov.br/ja/rrrrrrr_historia.xml。

[16]外務省：《海外移住の意義を求めて:ブラジル移住70周年記念》，外務省，1979年，第326332頁。

[17]国立国会図書館電子展示会：ブラジル移民の100年，http://www.ndl.go.jp/brasil/s4/s4_1.html。

[18]吕纪庆：《日本移民是如何立足于巴西的？》《国际展望》，1990年12期。

[19]“満州国通訊社”編：《満州国開拓年鑑》，“満州国通訊社”，1944年，第129頁。

[20]关于“满洲移民”有多个数字统计：如（1）日本在东北移民总数达166万人，其中农业移民达32万人（关亚新、张志坤：《日本遗孤调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2）30余万人（高乐才：《日本“满洲移民”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3）241374人（王胜今：《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研究：兼论日本帝国主义实施的移民侵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4）27万余人（满洲开拓史刊行会：《满洲开拓史》，文明印刷株式会社，1966年）等。

[21]赤沢史朗等編：《資料日本現代史·12·大政翼賛会》，大月書店1984年，第357頁。

[22]《周報》292号，转引自女性史総合研究会：《日本女性生活史·4·近代》，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第209頁。

[23]東京歴史科学研究会婦人運動史部会：《女と戦争——戦争は女の生活をどう変えたか》，昭和出版，1991年，第258-263頁。

[24]1941年1月21日《中外商業》，入江徳郎編：《新聞集成昭和史の証言·15·太平洋戦争·一億総決起》本邦書籍，1985年，第40頁。

[25]入江徳郎編：《新聞集成昭和史の証言·14·大政翼賛·紀元二千六百年》，本邦書籍，1985年，第450頁。

[26]有泽沢广巳、稲葉秀三編：《資料戦後二十年史·2·経済》，日本評論社，1973年，第498頁。

[27]総務省統計局：《男女別人口、人口增减及び人口密度》，明治五年—平成十六年，http://www.stat.go.jp/data/chouki/02.htm。

五近代日本的人口状况与人口政策

五近代日本的人口状况与人口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