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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三 近代“豚尾”形象的日中转换
三 近代“豚尾”形象的日中转换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当年清朝政府强迫男人蓄辫发,脑后长长的辫子被西洋人讥讽为“猪尾巴”[1],视其为中国人愚昧猥琐的象征,辫子凝聚了近代中国人的屈辱。然而人们或许并不知道,被骂为“猪尾巴”的不仅仅是中国人,还曾经有日本人。
有日本史书为证。1865年,热心于西学的广岛藩士野村文夫(1836—1891)与同伴偷渡到英国游学,归国后根据在英国的见闻写了《西洋闻见录》。这部于1869年出版的书在介绍西洋风俗时写道:“西洋人奇称本邦男子之结发为ピキテイル,ピキテイル乃豚尾之意,称清国男俗之辫发为ロングテイル,ロングテイル乃长尾之意。”[2]据此资料,研究日本明治时代历史的重要文献《明治事物起原》(1908年出版)的作者石井研堂断言:“豚尾汉之称,非支那人专有。”[3]至今在日本全国理容生活卫生同业组合联合会官方网站介绍近代理容业发展的内容中,还有把“丁髷”发型与猪尾巴相比的漫画。[4]而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后的文明开化过程中剪掉丁髷,自认为已经进入“文明之域”后,便抓住清人脑后的辫子大肆贬损中国人,把“Pigtail”这个西方人发明的骂人词发展为日式表达的“チャンチャン坊主”(读“锵锵”,意为“辫子佬”)和汉字表达的“豚尾”,形成特定的辱华词汇,比西方殖民者所造成的影响更恶劣更深广。
(一)丁——前近代日本人的“豚尾”
发型发式作为人类生活方式的体现之一,不仅表现出时代特点,也反映出人的文化修养、精神风貌与生活环境。古代早期日本男性大都把头发用绳子扎成环状伏在耳边,称“美豆良”式。大化改新后,日本人在学习唐朝文化的过程中,也学习唐人的衣冠制度。天武天皇(在位673—686)于公元682年发布诏书:“自今以后,男女悉结发”[5],此后,日本人,尤其是男性就模仿唐制结发髷于头顶。进入武家社会后,由于武士在打仗时要戴头盔,为了解决头部闷热的问题(也有人说是为了防止头发散开遮挡视线),便将头顶部的头发剃光,将其余的头发结成发髷向前面弯曲伏在头顶。这种发型从正面看像“丁”字,故称“丁髷”。江户时代的日本已经没有战争,除了少数公卿、神官、学者、医生等人留“总发”头(不剃发,将所有头发在头顶结成发髷)以外,丁髷式发型从武士扩大到全社会,成为成年男子的基本发型,不结发意味着是有罪之人。[6]有了这种特殊的剃发、结发习俗,男人们要像刮胡子一样频繁剃掉头顶的头发。到江户末期,仅京都、大阪、江户三地就有大约25000家专门打理丁髷头的结发业者,幕末有识之士、火炮专家山本觉马曾对因结发造成的浪费提出批评[7]:
(结发)要花半小时到一小时,徒费时间而已。日本五千万人口,一家五口则一千万家,一家一年花费刮胡子钱、结发钱以金二分计算则五百万金。应省下如此白白浪费之钱,以往昔自己整发之品格为佳。
在传统农业社会,人们还意识不到蓄丁髷式发型的落后。自从与西方国家有了交往,工作与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后,人们开始意识到发型的问题。19世纪中期,日本在美国军舰炮口下被迫开国,欧美人随之涌入日本。初到日本的西洋人对日本男人的奇特发型既奇怪又紧张。奇怪的是人们为何都留猪尾巴一样的发型,紧张的是为何日本人都把手枪顶在头顶(最初西洋人认为这种发型像手枪)。更多的人认为这种发型奇怪而丑陋,如俄罗斯作家冈察洛夫作为海军提督普提雅廷的秘书于1853年随战舰“帕拉达”号到日本,在他航海记《帕拉达战舰》中,记载了初见日本人发型的惊讶:“把头部和脸一样剃光,仅将脑后的头发扎起,就像切下来一束,扎得又细又短,结结实实地伏在光头上。对这个既麻烦又难看的发型得用多少心思啊!”[8]
最早走出国门的人也在海外因为丁髷头而遭遇难堪。前述野村文夫把西洋人称日本男子的发型为“豚尾”写进《西洋闻见录》,当是根据其亲身经历的记载。把头发说成是尾巴,尤其是说成又笨又脏的猪的尾巴,是严重的人格侮辱。1862年,榎本武扬、西周、津田真道等一行十五人受幕府派遣到荷兰留学。每当外出,他们的着装打扮就会受到当地人围观,为此,这些人不顾幕府对留学生在外期间“不得改变衣服发容”的规定,脱下和服换上西服。而头上的发髷却比较麻烦,由于不知何时会突然被幕府招回国内,不敢轻易剪发,只好戴上帽子把丁髷遮盖起来。一次,留学生们进入剧场看剧,按习惯观众在剧场内必须脱帽,观众见到他们头顶的丁髷满场大哗,留学生羞愧难当,当即灰溜溜退场。受到这些刺激的留学生终于不顾幕府禁令,在荷兰全部剪掉了发髷。当时,剪掉丁髷是件十分冒险的事情,不仅幕府有禁令,也有受到尊王攘夷派狙击的危险。1863年,长州藩士伊藤博文与井上馨等人无视幕府禁令,打算乘英国船偷渡到欧洲留学。由于伊藤博文等人已剪掉发髷,英国船的船长担心其成为攘夷派狙击的目标,拒绝其登船。直到伊藤博文等人承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切腹自杀,英国船长才同意其登船。还有资料记载说,1868年6月,从英国归来的留学人员一行十四人由于全部剪掉了发髷,在横滨登陆后不得不全部戴上假发髷以防不测。[9]这些轶事说明,幕末日本已经有了一些断发先行者。
与日本人在国外受到羞辱的同时,在国内已经接受西式军事训练的幕府军队和一些藩兵当中,也感受到丁髷的麻烦。穿着新式军服,却头顶丁髷,随号令操练时,发髷跟着晃动,很不协调。看来,改变农业社会人们习以为常的丁髷头以适应新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已经势在必行。
(二)断发——文明开化从头发革命开始
明治维新后,新政府将“破旧来之陋习”作为施政方针之一,把向西方国家学习,改变旧风俗作为文明开化的重要任务,头发革命首当其冲。从海外归国的留学生及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商人率先剪掉丁髷,留“散切头”(将头发剪短并披散开)。与过去的丁髷头相比,散切头既简便又清洁,深受青年军人、学生的欢迎。在1871年上半年,街巷中就开始流行着这样的歌谣,“敲敲半发头,发出因循姑息声,敲敲总发头,发出王政复古声,敲敲散切头,发出文明开化声”[10],虽不能确定地说这是“文明开化”口号的初见,但“文明开化”的实施从剪掉丁髷开始是毫无疑问的。在剪发已被很多人接受的条件下,明治新政府于1871年8月颁布太政官第399号令:“散发、制服、略服脱刀可随意,但穿礼服之时需带刀”,这就是一般所说的“散发脱刀令”[11],即允许民众剪去发髷并有选择发型的自由。虽然是政府发布的命令,但并没有强制之意。随着涉及千家万户的断发的实施,“文明开化”这一新词早在加藤祐一的小册子《文明开化》(1873年)、福泽谕吉宣传文明开化的《文明论概论》(1875年)出版之前就已深入人心。
为推动民众断发,让国民面貌一新,成为“开化之人”,各地方政府或发布告谕奖励断发,或发出禁止结发令,推动民众断发。如大阪府令中宣传断发有益身心健康,“人的精神全部寓于头部,所谓灵液汇集之处,须郑重保护之。改变半发,有利身体健康”;岩城县布告强调要改变日本人在国际上的形象,“方今与万国频频交往,无墨守荏苒野蛮之头型取海外嗤笑之理,当决然断发”。各地还出台相应措施促使人们断发,如若松县发布《半发课税令》,规定留丁髷头者每年要缴纳税费50钱,用作学校的费用;大阪府和山梨县在对剪发店免税的同时向结发店征税[12]。1873年3月,明治天皇剪掉发髷,蓄新式发型,东京的《新闻杂志》专门对此进行了报道。同年10月,御用摄影师内田九一拍摄了明治天皇蓄西式发型、穿军服的照片,作为“御真影”下赐到全国各地的政府官厅、学校,令民众礼拜。明治天皇的表率作用带动了“自上而下的文明开化”[13],民众纷纷涌向理发店,散切头自此开始大流行。
风俗总是相对稳定的,发型发式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爱好,要想改变数百年来传统的丁髷发型并不能一蹴而就。明治初期经历了生活方式的“和洋混战时代”,如留垂肩发穿洋服却脚踏木屐,留着丁髷头却身着西装。有些人即使剃掉发髷,也对散切头不习惯,便用帽子遮掩,以至于帽子大流行,大阪、神户等地洋货店内帽子往往供不应求。断发虽然是“文明开化”国策中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上层和大城市迅速流行,而在偏远地区则行动迟缓,甚至出现了因剪掉丁髷而引起的离婚及诉讼。也有顽固不化者视丁髷为日本之“魂”,不愿意断发。外务卿兼右大臣、公卿出身的岩仓具视就是一位传统的捍卫者。1871年11月岩仓具视作为特命全权大使率使节团出访欧美,临出发时虽《断发脱刀令》颁布已三个月,但他仍然留着丁髷头。使节团首站进入美国,其奇特的发型及衣装引起人们的围观,岩仓具视很自信地认为这是自己的个人魅力使然,而他的两个在美国留学的儿子则告诉他,“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奇怪的发型和具有异国风情的和服,不过是好奇心和让人看热闹的对象,这不值得作为代表日本的大使夸耀,相反应该感觉可耻”[14]。在儿子劝告下,岩仓具视才在芝加哥剪掉了发髷。更有甚者,著名的实业家、有“矿山王”之称的古河市兵卫直到1900年才剪掉丁髷,被称作“最后的断发者”[15]。
有学者在评论日本明治初年的文明开化时指出,“在生活方式的转型方面,政府的提倡只是其中一个因素,重要的是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需求”[16]。文明开化是明治初期日本模仿西方,在社会文化生活上实施改革的风潮。因操之过急,甚至有“全盘西化”之嫌,并非每项改革都很成功。但是放弃落后于时代的发型,则是明治初期的日本实施的文明开化的有益措施,既有政府提倡,也是社会发展的需求,故虽有曲折,但大势所趋,到19世纪80年代初期,大部分日本人已经剪掉头顶的丁髷。尽管改变发型仅仅是移风易俗的一部分,其作用与影响或许无法堪比制度变革,但是这场头发革命反映出日本从上到下改变旧俗,向文明社会看齐的认识与决心。如果连落后于时代的发型都不能改变,还奢谈什么政治经济变革?因此,在明治时代的人们看来,“欧美文明风暴首先在国民头上卷起大旋风,吹跑了数百年来作为国民风俗的丁髷,换成清新自然的欧美风的散切头,这是明治维新的一大变革”[17]。正是由于19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人从革除旧发型开始,迈出了如福泽谕吉所说的“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改革步伐[18],才会让“腰插双刀、徒步走在东海道上、梳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发髷、身着独特民族服装的国民”在20年后就“拥有了西方式的国会与法律,建立了德式陆军与英式海军”[19]。故可以说,文明开化从头发革命开始并不为过,至少从移风易俗的角度来说是值得肯定的。
(三)蔑华——“チャンチャン坊主”(辫子佬)的出现
与日本人在明治初年剪掉丁髷,彻底摆脱了被讥讽为“豚尾”的屈辱相比,剪掉清末中国人脑后的辫子却非易事。到19世纪80年代大部分日本人剪掉丁髷的时候,中国大地上还没有人敢对脑后的辫子提出质疑。直到辛亥革命发生后,中国人才开始告别辫发。头发革命的落后,反映出人们观念的落后与改革步伐的迟缓。1912年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布《剪发通令》比1871年日本政府发布《断发脱刀令》晚了40多年,而中日关系的逆转正发生在这40年里。日本人“学欧美人之事先行一步便产生鄙视支那之骄傲情绪”[20],伴随着对清领土的觊觎,蔑华情绪也日益滋长,清人脑后的辫子成为其诋毁中国人形象的工具。
在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资料中,常有在汉字“豚尾”“豚尾奴”的旁边注上“チャンチャン”这一读音的情况[21],说明“チャンチャン”与“豚尾”是同义语,分别是英语Pigtail的日式与汉字表达。但仔细分析“チャンチャン”与“豚尾”“豚尾奴”的产生与演变过程,可以发现其中有些许差异存在,也体现出日本人蔑华情绪的形成与蔓延。
根据《日本国语大辞典》的解释,“チャンチャン”(读音为“锵锵”),在江户时代,有些穿着清式服装的小贩,走街串巷,边敲钲叫边卖糖果,钲发出的声音即“チャンチャン”[22]。有日本学者认为,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常用“芥子坊主”等语言称呼留辫子的清朝人,但当时还不包含侮辱的成分。[23]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让日本朝野震惊,对中国从敬畏与景仰逐渐转为怀疑、轻视。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日本获得了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与中国的对等地位,开始滋生蔑视中国的心态,对中国人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最先出现的与清人辫发有关的歧视性语言是“チャンチャン坊主”(意为“辫子佬”,以下同)。一般认为“辫子佬”的最早出现是在1870年出版的滑稽小说《西洋道中膝栗毛》中[24]。书中描述主人公从日本出发到伦敦参加万国博览会途中,路经上海时所见“男子不分老幼,皆为‘辫子佬’,书中还有把辫子比作‘豚的尻尾’的内容”[25]。值得注意的是,1870年这部小说出版时,日本还没有发布《断发脱刀令》,自己的头顶还留着“猪尾巴”——丁髷呢!1873年,在一本名为《文明开化》的小册子中,作者加藤祐一为了说明剪掉丁髷是文明行为,便拿清人的辫子说事:
自汉土到明世皆留全发,鞑靼之片隅小国起而灭明,改世为清,则成鞑靼风之光头和尚。看似不错的光头,实为无品无威之下人头型也。吾国之野郎头亦因自爱而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也。细想之实为怪异之发型,连辫子佬都无法不笑。[26]
这段话不仅把清人的辫子当“反面教员”,也使用了“辫子佬”这样的词汇,这是“辫子佬”一词首次在政论书籍当中出现。
1874年5月,日本以琉球船只遇风漂流至台湾南部少数民族部落牡丹社,54名琉球藩民遭杀害为由出兵台湾,迫使清政府赔款50万两白银,并放弃对琉球的宗主权,日本朝野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大成功”[27],媒体上始现用“辫子佬”称呼中国人的报道。如1874年7月22日的《东京日日新闻》有这样的报道:
开成学校教师菲拉所雇支那佣人何细,在三河町一丁目名“柳汤”之澡堂,受本石町中川广吉“辫子佬”之嘲笑,愤怒至极,遂诉至巡逻之警察,双方被带至屯所(警察署)查问。广吉述称因为你是“辫子佬”我才叫你“辫子佬”,你若不是“辫子佬”的话我也不会叫你“辫子佬”。是“辫子佬”就一定叫你“辫子佬”。
因称“辫子佬”按诖违条例第56条予以处分。[28]
这个以骂人者受到处罚而结束的事件,一方面说明社会上以“辫子佬”辱骂中国人的大量增加,以至于见诸媒体;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样的骂人话还不能肆无忌惮地使用,因为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彻底摘掉东亚弱国的帽子,以自身的实力,对大清国还持有相当的忌惮。如1874年11月14日,《新闻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即使取胜也不可松懈”的文章:
此度获得赔款,日本人自满得意,“辫子佬”终于屈服。四百余州已是囊中之物,恭亲王、李鸿章之辈如同小儿不足为惧,可追至万里长城飘扬国旗。若以此傲慢神情疏忽大意,则不知何时我们也会支付赔款。支那因此事失去第一名义,在各国面前颜面尽失,“辫子佬”在困窘之际也会痛彻心扉,或许何时会报此恨。无论如何,日本要成就此事,必要明了我们遇到了可怕的强敌,须人人愤励勤勉,极尽富国强兵之手段,在各个方面都要强于“辫子佬”。[29]
这篇文章中多次用“辫子佬”指代清朝中国人,表示强烈的蔑视,同时又提醒大家不要因为获得清朝的赔款就得意忘形,而要立足于今后与清朝这个“可怕的强敌”的竞争,在各方面胜过清朝。
书刊媒体上公开对清人使用“辫子佬”这样歧视性语言,对民众的恶劣影响与导向作用可想而知。在日清朝人身处其境,极其愤慨,尤其是在华侨集居的横滨,多次发生华侨不满被骂“辫子佬”而与日本人发生冲突的事件。有位到横滨访友的中国人张春舟愤而投书《横滨每日新闻》(1877年12月7日),指出“连道德社会的报纸都把辫发用片假名写成チャンチャン,而且满不在乎地使用‘豚尾头’这样的词,助长庶民嘲弄骂辱中国人的倾向。日中之间最重要的是善邻友谊,小事在不知不觉间会酿成大麻烦”[30]。
(四)辱华——“豚尾奴”的使用全民化
后来的历史不幸被这位中国人言中,用“辫子佬”来羞辱清朝人这样的“小事”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从大城市及中国人集居的横滨、长崎等地向全国范围蔓延。如果说起初“辫子佬”在侮辱人方面多少还有些隐晦,即“猪”的含义还不十分明显的话,那么在日本与清政府于19世纪70年代后期进行所谓“琉球交涉”,直到1878年吞并琉球前后,日本舆论界开始把中国作为“强敌”,并把清朝人直接同猪联系起来,就是赤裸裸的辱骂了。漫画杂志《团团珍闻》1878年1月第45号上刊载了漫画“互相争夺琉球的日本和猪”,画面上的日本人是手持钞票的绅士,大清国则是一头肥硕的猪,这是通过图像把中国人丑化成猪的开始。[31]该杂志1879年2月22日第91号上的漫画《对日本置琉球县不满的猪》,把琉球画成一大块山芋,把大清国画成一头打算吃山芋的猪。此后,在书报杂志上,以猪来指代中国人的讽刺漫画一发不可收拾,通过绘画、漫画,在原来“辫子佬”的含义里增加了猪的形象,对中国人的侮辱从语言向视觉化、符号化、图像化发展。在利用漫画侮辱中国人的同时,直接采用汉字表述的“豚尾”“豚尾奴”之类的侮辱语言也大量充斥报端。例如,1879年8月18日的《东京曙新闻》围绕“琉球处分”发表社论《外战之预备》,其中写道:
支那人虽甚缓慢怠惰,兵事乃其短所,然其国之广,其兵马之多,苟万中拔两千,千中抡二百,百中又选十择一,则劲兵精卒得十万廿万岂难,况如左宗棠积年驰驱胡边,梳碛风,沐冰霰,有百战经验,无论如何对豚尾奴不可一概侮辱之。[32]
这篇社论意在告诫日本人在吞并琉球后不可轻视中国人的实力,直接使用了“豚尾奴”这一词汇。也就是从此时开始,“チャンチャン坊主(辫子佬)”与“豚尾奴”成为彻底的同义语,报刊书籍上也往往在汉字“豚尾”或“豚尾奴”旁边注音“チャンチャン”,以帮助人们识读。虽然“豚尾”或“豚尾奴”与“チャンチャン坊主”意义相同,但仔细分析,两者还是有所区别的,即“豚尾奴”多用于报纸杂志的书面语言,而“チャンチャン坊主”则主要用于口头表达。有学者分析日本人骂中国人为猪有三个因素:首先来自清人脑后的辫子;其次是猪虽体大笨重,实际上却很弱;最后是猪等于“不洁”。[33]不论哪一点都充满了鄙视与恶意,其中最主要的是拿清人的辫子大做文章。
当今日本发达的动漫产业起步于明治时代的漫画。漫画具有夸张、滑稽、诙谐的表现手法,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受众老少咸宜,读者喜闻乐见,其宣传效果远在单纯抽象的文字之上。“豚尾汉”“豚尾奴”之类侮辱性语言在日本达到大众化普及,自然少不了漫画业的推波助澜,其中1877年创刊的漫画杂志《团团珍闻》可谓“居功至伟”。当时这部杂志极受欢迎,以1879年3月的发行量为例,与《东京日日新闻》2.5万部、《朝野新闻》1.5万部、《读卖新闻》2.7万部相比,作为杂志的《团团珍闻》高达1.5万部。[34]该杂志创刊后发表了大量把中国人描绘成猪的漫画,尤其是在从甲午战争爆发到《马关条约》签订的九个月里,讽刺“豚尾汉”“辫发豚”“豚兵”的漫画达到泛滥的程度,大多数漫画都拿清人的辫子做文章,以猪和猪尾巴形象表现中国人,极尽羞辱与丑化,该杂志因此被称作“把中国人表象化为猪的本家家元”[35]。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团团珍闻》的创办者正是亲身体验“西洋人奇称本邦男子之结发为豚尾”,并将其写进《西洋闻见录》的野村文夫。想当年,他也有被人骂做“豚尾”的屈辱体验,仅仅不到20多年时间,此公就好了疮疤忘了疼,专门在自己创办的漫画杂志上向当年同病相怜的邻居恶语相向了!
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前夕,尽管上述对华蔑视的情绪不断增强,但是总体上来说主要表现在政界和传媒界及华人比较多的地区,尚未渗透到广大普通民众当中。在群马县沼田出生并度过少年时代的文学家生方敏郎回忆说:“直到战争开始之日,我们也不认为支那人是坏的国民,我们心中对支那没有丝毫憎恶。”“学校里每天教的都是支那文字,当时日本文明的九分九厘,若追寻其由来,皆来自中国”,“当时的日本人没有人自负地说要超过支那人,只要不太落后就可以了”。[36]社会活动家、评论家荒畑寒村自幼生长在华人集居的横滨,他在自传中写道,在甲午战争之前,很会做生意的华人很受欢迎,“在横滨卖和服的支那人,比从富山来的日本药商还有人缘并受到优待”,“大家对他们毫无恶感”。[37]
然而,随着日本人对亚洲近邻侵略野心的步步膨胀,以及日益浓厚的“脱亚入欧”氛围的影响,日本终于在1894年甲午战争这场空前规模的军事对决中打败中国,中国的形象在普通民众中也突然发生了逆转。大批前方记者对日军如何英勇及清军如何不堪一击进行连篇累牍地报道,使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感骤然上升,原有的对中国的仰慕及对自身文化的谦卑一扫而光。福泽谕吉这位曾极力高扬“文明论”的旗手,此时大力支持实践“脱亚论”的战争,不仅带头捐款1万日元充作军费,还在其发表的文章里号召要“杀光”“歼灭”“诛戮”清士兵和台湾居民,并多次使用“豚尾奴”“豚尾小儿”“豚犬”等语言辱骂中国人,[38]彻底撕下了“文明”的伪装。在福泽谕吉这样的“精英”及媒体的宣传影响下,普通民众迅速改变了对中国人的态度。根据生方敏郎的回忆,甲午战争爆发后,所有的绘画、歌曲都表现了对中国人的憎恶与敌视,学校里教的歌曲是“征讨吧!惩罚吧!清国是皇国的敌人,是东洋和平的敌人,讨伐它,让它回归正路吧!”节日里玩的打靶游戏以清兵为靶子,剧场里的演出全都换成与战争有关的内容,不外乎少数日本兵与多于自己的清兵作战,清兵必败并哭哭啼啼求饶。处于甲午战争期间的1894年末,商店在商品大甩卖时赠送做成中国人头的玩具,玩偶店专门制作中国人辫发头型的玩偶贩卖,人们拎着玩偶脑袋上的“豚尾”在大街上行走。[39]当时的媒体除《团团珍闻》《风俗画报》等杂志刊载了大量辱骂中国人的漫画外,还有民间的讽刺漫画家如小林清亲与滑稽小说作家骨皮道人合作创作了系列锦绘漫画《日本万岁百撰百笑》等作品,这些漫画用夸张的手法,拿清人的辫子和猪的形象侮辱中国人。在流行歌谣、歌曲方面,《チャンチャン征伐当世流行节》《チャンチャン征伐流行歌》《チャンチャン征伐音曲集》等流行歌谣、歌曲集等也大量发行推广。在媒体、舆论的鼓噪宣传下,利用辫子辱华在甲午战争期间达到全民化程度,如在《少年世界》上曾刊登署名“三郎”的七岁儿童写的诗《凯旋(真高兴)》:
爸爸是骑兵少佐/爸爸上了战场/爸爸今天要凯旋/真高兴/真高兴……快快见到金鵄勋章/军刀染上血迹了吧/辫子佬的脑袋在哪里/辫子佬的脑袋在哪里。[40]
一个黄口小儿,怎么会对中国人有如此仇恨,叫嚷着要看“辫子佬”的人头?只能说明当时日本社会内蔑视与仇视中国人氛围之强,程度之深、之广。曾经见过这样的图片:两个中国人被日本小孩子侮辱,旁边虽有警察,却视若无睹。清政府于1896年向日本派出的首批十三名留学生到日本后,常常受到“豚尾”之嘲弄,连负责留学生事务的文部省官员都为留学生受到的困扰感到担忧:
当学生在市井澡堂沐浴时,往往须将辫发卷于半边秃头上,不得不与木匠泥水匠之徒混浴;又当彼等于寓所附近散步时,往往遭受日本妇孺之辈“豚尾”之嬉笑怒骂,此种“是可忍、孰不可忍”情绪,长此下去会在不知不觉中,伤害其品性,鲜有不流为寡廉鲜耻之徒。[41]
最终其中四人受不了这番侮辱,中途退学归国。这些事例说明,利用辫子辱华已达国民化水平,蔑视中国的对华观随着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超出政界、军界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并在民众中普及、定型。
结语
倒退到一个半世纪以前,改变传统发型以适应新的社会生活的需要,不论对日本还是对中国都具有颠覆性意义。中国人剪掉辫子比日本人剪掉丁髷晚了40年时间,从空间上来看毋宁说落后了一个时代。尽管日本人结发的历史要远远长于中国人蓄辫的历史,而一旦认识到结发是一种陋俗,日本人断发却走在中国人前面,以新的面貌接受近代工业文明。此后,恃强凌弱的日本人把被西洋人嘲笑为“豚尾”的屈辱全都转嫁到积贫积弱的中国人头上。日本人给中国人带来的伤害除了无法统计的生命、财产损失,借助中日之间相近的地理、文化及文字的便利,其精神伤害也远在西方人之上。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揭开这一伤疤,不仅为了记住仇恨,更为了对历史进行应有的反省。因为脑后的辫子,先被西方人、后被日本人辱骂为“豚尾”,对中国人来说是何等的难堪与屈辱!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深深为前人的落后与保守而感到痛心。辫子的悲剧实在值得国人认真反思。
注释
[1]施爱东对西方人以“猪尾巴”侮辱中国人的史实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参见施爱东:《从Pigtail到‘豚尾奴’:一个辱华词汇的递进式东渐》,《民族艺术》2010年第4期。
[2]野村文夫:《西洋聞見録》,弘通書林,1884年翻刻本,第28頁。“ピキテイル”应为英语Pigtail的日语读音,“ロングテイル”为英语long tail的读音。
[3]石井研堂:《明治事物起原》上卷,春陽堂書店,1944年,第50頁。
[4]日本全国理容生活卫生同业组合联合会网站,近代理容业篇,http://www.riyo.or.jp/zenri_ren/alacarte.html。
[5]《日本書紀》天武天皇紀十一年春二月条。
[6]增田美子:《日本衣服史》,吉川弘文舘,2010年,第287頁。
[7]田村敬男:《改訂増補山本覚馬伝》,ライトハウス,1976年,第224頁。
[8]岡田章雄編:《外国人の見た日本》,第2巻,筑摩書房,1961年,第61頁。
[9]石井研堂:《明治事物起原》,上卷,第50頁。
[10]《新聞雑誌》1871年5月,第2期。由于剃掉一半头发,丁髷头也称“半发”。
[11]内閣官報局編:《法令全書 明治四年》,内閣官報局,1888年,第316頁。
[12]石井研堂:《明治事物起原》,上卷,第57-58頁。
[13]芳賀登:《日本生活文化史序論》,株式会社つくばね舎,1994年,第116頁。
[14]泉三郎:《明治四年のアンバッサドル——岩倉使節団文明開化の旅》,日本経済新聞社,1984年,第85頁。
[15]《報知新聞》,1900年9月25日。
[16]王新生:《日本近代初期的文明开化》,《绿叶》2010年11期。
[17]石井研堂:《明治事物起原》上卷,第51頁。
[18]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館,1990年,第9页。
[19]司馬遼太郎:《坂の上の雲》第2卷,文芸春秋,2010年,第31頁。
[20]《每日新聞》1877年10月10日文章。芝原拓自等校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対外観》,岩波書店,1996年,第509頁。
[21]如滑稽小说《西洋道中膝栗毛》明治十七年(1884年)版中,在“豚尾”的旁边,注有“チャンチャン”的假名。施爱东在做相应考察时也注意到日本的报刊上有在“豚尾坊”旁边注音“チャンチャン”的事例。施爱东:《从Pigtail到‘豚尾奴’:一个辱华词汇的递进式东渐》,《民族艺术》2010年第4期。
[22]日本大辞典刊行会:《日本国語大辞典》第13巻,小学舘,1993年,第425頁。
[23]小松裕:《近代日本のレイシズム—民衆の中国(人)観を例に》,熊本大学《文学部論叢》第78号,2003年。
[24]小松裕:《近代日本のレイシズム—民衆の中国(人)観を例に》,2003年;滝澤民夫:《戦争体験の記憶文化》,有志舎,2008年,第167頁。
[25]假名垣鲁文:《西洋道中膝栗毛》,岩城勝蔵,1884年翻刻本,第21頁。
[26]明治文化研究会編:《明治文化全集》第24巻,評論社,第5-6頁。
[27]《新闻杂志》1874年11月14日发表题为《台湾事件大成功》的报道。
[28]中山泰昌編:《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第1卷,本邦書籍,1982年,第185頁。
[29]日文原题为“但し勝って兜の緒を締めよう”,直译为“即使胜利了也要系紧头盔上的绳子”,中山泰昌編:《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第二卷,第230頁。
[30]芝原拓自等校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対外観》,岩波書店,1996年,第509頁。
[31]滝澤民夫:《日清戦争後の豚尾漢的中国人観の形成》,《歴史地理教育》,1997年4期;《戦争体験の記憶文化》,第167頁。
[32]转引自小松裕:《近代日本のレイシズム——民衆の中国(人)観を例 に》。
[33]小松裕《近代日本のレイシズム——民衆の中国(人)観を例に》、熊本大学《文学部論叢》第78号。
[34]北根豊監修:《団々珍聞》第1巻,本邦書籍,1981年,第8頁。
[35]小松裕:《近代日本のレイシズム——民衆の中国(人)観を例 に》。
[36]生方敏郎:《明治大正見聞史》,中公文庫,2005年,第33-35頁。
[37]荒畑寒村:《寒村自伝》上,筑摩書房,1965年,第26頁。
[38]安川寿之輔《福沢諭吉のアジア認識》,高文研,2000年,第161頁。
[39]生方敏郎:《明治大正見聞史》,中公文库,2005年,第41頁。
[40]博文館編:《少年世界》,1895年第1卷13期,名著普及会復刻版,1990年,第1251頁。
[41]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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