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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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二章 近代日本社会生活的变化
第二章 近代日本社会生活的变化
一 明治时代天皇权威的重建
日本的皇室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皇室，也曾经是君主制国家中最尴尬的皇室。直到明治维新前，只有极其短暂的天皇亲政的历史，在多数时间里，天皇与皇室只是在政治漩涡中艰难生存，并曾陷入贫困潦倒的窘境。进入明治时代，为建立中央集权的近代天皇制国家，明治政权着力重振天皇与皇室权威，致力于消除以往天皇被排除在政治中心之外，经济上处于弱势的负面影响，采取了重塑天皇与皇室在官民中的形象、让天皇重归民众视线、大力扩充皇室财产等一系列措施。相对于已有研究中较多从政治体制上关注天皇制，了解明治时代天皇及皇室如何走出灰暗的历史，终结作为虚君存在的局面，重建权威，有助于认识所谓“万世一系”天皇制的实像及近代天皇制的实质。
（一）重塑天皇形象
在日本古代，以倭王为首长的大王家原本是列岛内众多豪族中的一员，随着其势力的增强而成为日本列岛的霸主，建立了大王政权。但是大王政权的权力并没有确立其神圣性与权威性，它一直面临着豪族的挑战。于是，公元645年（大化元年），锐意提高皇室地位的中大兄皇子和近臣中臣镰足等人发动“乙巳之变”，开始了模仿隋唐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的进程。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大化改新”，日本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在此后的奈良时代，天皇制进入鼎盛时期。然而，从平安时代开始，天皇的地位随着中央集权制的衰落而渐趋下降。先是长达两个世纪的藤原氏外戚集团专擅朝廷、独揽大权的摄关政治时代，天皇权力被架空，继而是武家政权建立后镰仓、室町、江户三个幕府政权对朝廷日益严密的制约。在长达近千年的历史上，天皇在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已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德川幕府不仅颁布《禁中及公家诸法度》，以法令的形式限制天皇的权力，天皇和皇室的行动也受到德川幕府的限制，长期被禁锢在京都的深宫中，很难与民众接触，以至于“天下的人心只知有武人而不知有王室，只知有关东而不知有京师”。民众竟然认为“我没有从天皇那里得到一钱的救助，天皇也没有给我帮一点忙，自己劳动自己生活，没感觉到蒙受皇恩”[1]。
在幕末维新过程中，倒幕派将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天皇与皇室重新推向前台。1866年（庆应二年）12月25日，36岁的孝明天皇突然去世，不满15岁的皇子睦仁继承皇位。推翻幕府统治，是在“王政复古”的旗帜下完成的，但是这场政治角逐的核心是以萨摩、长州两藩为中心的倒幕派及朝廷公卿中的改革派，不及弱冠的明治天皇不过是他们玩弄于掌心的一块“玉”而已。明治维新后，新政权及皇室都在刻意改变天皇与皇室的形象，逐步实施复兴天皇与皇室权威的事业。为重振天皇权威，树立天皇在官民中的新形象费尽了心机。明治天皇也在此过程中经受了锻炼，逐渐走向成熟。
打造“仁者”天皇 为了把天皇作为倒幕维新的旗帜，首先要塑造仁者形象的天皇。早在1867年10月的“讨幕密敕”中，就祭出天皇讨檄暴政逆贼的形象：[2]
源庆喜，借累世之威，恃阖族之强，妄自贼害忠良，数次弃绝王命，以致矫先帝诏而不惧，挤万民于沟壑而不顾，罪恶所至神州将倾覆焉。朕今为民之父母，是贼而不讨，何以上谢先帝之灵，下报万民之深仇哉。此朕之忧愤所在。置谅暗而不顾者，万不可以也。汝宜体朕之心，殄戮贼臣庆喜，以速奏回天之伟勋，而措生灵于山岳之安。此朕之愿，不敢或懈。
此后不久，在12月9日（1868年1月3日）的《王政复古大号令》中，明确提出废除幕府，实行王政复古、“一洗旧弊”“百事一新”的目标，同时，提出“洞开言语之道，有建树者，不拘贵贱，可无所忌惮而献言，人才登用乃第一之急务”，这无疑给那些在幕藩体制下囿于身份制度无法施展才华的下级武士以进入政权核心、出人头地的希望。《王政复古大号令》中还特别提道：“近年物价格外腾贵，势不可控。富者益富，贫者益贫，毕竟乃因政令不正所致。民者王之大宝，值此百事一新之际，圣上为此甚为忧虑。若有深谋远虑救弊之策者，不论谁者，皆可上报。”[3]体恤民生，视百姓为安邦之本，与德川幕府的苛政相比，以“仁政”示人的天皇显然容易得到倒幕人士及民众的好感与拥戴。
毕竟在近700年的武家统治中，尤其是在260多年的幕藩体制下，作为虚位之君的天皇已经远离政治核心。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让民众明了天皇统治的正当性，中央及地方政府频频发布“告谕”。如1869年（明治二年）2月3日，京都府发布《京都府下人民告谕大意》；2月10日，行政官（1868年设置的行政机关，转年改组为太政官）发布《奥羽人民告谕》；11月，鹤舞县发布《鹤舞县人民教谕书》。告谕针对的地域虽不同，但主旨大体一致：一是赞美日本号称神州，且优于世界各国，“自天孙开辟国土以来，皇统不变，下民血统不变，上下之恩义弥厚益深，此风仪胜于万国”。二是说天皇是天照皇大神的子孙，是日本的主人，百姓是天皇的臣民，“自天孙开辟国土以来，此国之所有物悉为天子之物，生用天子之水洗身，死葬身天子之土地，食之米穿之衣斗笠拐杖，皆出自天子土地之物”，“一尺之地，一人之民，皆为天子之物”。三是批判武家恶政，渲染天皇爱怜下民，说天皇对幕府时代“政道不立，贿赂盛行，善人陷罪，恶人反而得幸”的情况“大为烦恼，寝食难安，即使如何逢难亦不忍见下民之苦”。四是号召民众在王政复古的旗帜下，上下一心，“永守胜于外国之风习，广耀皇威于世界”。[4]这些“告谕”的目的是树立天皇的万民之主和神统形象，对于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府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改革宫廷制度树立全新王者形象 仅仅15岁的明治天皇继承皇位时是“幼冲之天子”，没有政治经验，难以胜任治国理政之大任，连明治天皇自身在1868年（庆应四年）3月14日随“五条誓文”同时发布的《宣布国威之宸翰》中也坦承，“朕以幼弱猝绍大统以来，对以何与万国对立事奉列祖朝夕恐惧不堪”。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幕府压制的天皇居于深宫，不得过问政事，只能专心学问，因而性格文弱。在倒幕成功以后，天皇被作为新社会的旗手和国民统合的象征，而未成年的明治天皇仍沉迷于旧的宫廷秩序及欠缺堪当君主之能力的现状令人忧虑。以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人为核心的新政府领导人意识到，在明治天皇作为孝明天皇的唯一继承人（孝明天皇另有五位女儿全部夭折）的情况下，必须改变其优柔懦弱的性格，要对其进行作为近代国家君主的培养，使其具备新时代的王者气质与素质。这首先需要改变明治天皇的生存环境。长期以来，在宫廷仕奉天皇的全部是墨守旧制陈规的公卿贵族，在天皇的私生活方面，从平安时代开始，就形成由女官在后宫服务的传统。这些女官往往与公卿相勾结，在很大程度上掌控着本来已经无甚权力的天皇。从室町时代后期开始，通过女官的笔发布《女房奉书》成为传达天皇敕命的主流文书，可见女官在宫中的势力，明治政府的重要官员大隈重信曾表示“自古以来宫中最可怕的势力就是御局，连关白也为之烦恼”[5]。同时，由于天皇在后宫生活中被女官包围，在心态、智识、情感等方面也都颇受影响，甚至日常涂脂抹粉，女孩子气十足，这种情况根本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为了打破宫中长期以来的陈腐传统，新政府对宫中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实现“废藩置县”后不久的1871年8月1日，宣布“女官总免职”，把天皇的侍从人员由原来文弱的公卿全部换为从各藩选拔出来的强健武勇的士族出身者。[6]此举使传统后宫制度归于瓦解，“数百年来的女权一天之内便被打消”（主持宫内改革的宫内大丞吉井友实语）[7]，从此开始对明治天皇进行“君德”的培养。一方面，为了推进天皇亲政，先后设立十名侍补对天皇进行作为君主的政治教育，儒学者元田永孚作为侍讲讲授日本古代典籍及中国儒家经典，教其吟诗作歌。在文明开化潮流中，明治天皇还学习德语及外国历史、政体、制度书籍。另一方面，按照军事统帅的要求对天皇进行骑马、剑术、军队操练的统帅、阅兵等军事训练。1871年9月，为推进生活方式的文明开化，明治天皇发布《更改服制敕谕》，指出“今衣冠之制流于模仿唐制，成软弱之风”，“今断然更服制，使风俗一新”[8]，并参考欧洲诸国国王的服装，把燕尾服加金纽扣装饰的法式军服确定为天皇的正式服装。经过这样的训练及形象设计，天皇昔日柔弱的形象一扫而光，其武勇的军人天皇形象通过视察各地及各种近代传媒的宣传展现在世人面前，也从此把明治天皇的一生与军事及对外侵略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
制定以保全皇位为中心皇室典范 日本皇室在历史上的弱势，不仅由于受到不同时期政治势力——古代豪族、律令贵族及幕府势力的干预，其内部无序也是让外部势力得以插手其间的重要原因。仅就至关重要的皇位继承来说就是长期处于混乱状态。其主要表现为：第一，“父死”未必“子继”，必须通过立太子的仪式先册立皇太子，被立为皇太子的人，有可能是皇子、皇孙，也可能是皇兄弟或其他皇亲，甚至还有皇女。第二，发生皇位继承的原因未必是“父死”。从645年皇极女帝让位轻皇子（孝德天皇）首开让位之始，到明治天皇为止的88代天皇（北朝天皇除外）中，有57代天皇属于受禅继位。[9]第三，出现多位女帝。从6世纪末到8世纪，曾有八代、六位女帝（其中二人两次即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江户时代也曾有两位女性继承皇位。如此无序的皇位继承，加上外部势力的强力介入，使围绕皇位的争夺异常激烈，皇室内部互相倾轧，阴谋弑杀屡屡发生，直至酿成宫廷政变或大规模的动乱。
进入明治时代，出于树立天皇绝对权威的必要，进行制度建设是改变原有皇位继承无序状态的必经之路。尤其是面对日益高涨的自由民权运动，明治政权的领导人越发感到在开设帝国议会之前必须建立基础牢固的皇室制度，以与议会抗衡。1878年（明治十一年），元老人物岩仓具视提出“仪制调查局开设之议”，要求“考证祖宗之法，参以外国良制，对上自帝位继承之顺序，下至皇族岁俸调查起草之。制定如此帝室之典范，将能永保帝室之尊严，巩固君上之权利，臣民权利不逾越其度，上下相赖，国家安宁”。[10]
1881年发生的“明治十四年政变”[11]促进了皇室典范的制定，1882年，在岩仓具视的领导下于宫内省设置了内规取调局，开始起草皇族令草案，并派遣伊藤博文赴欧洲进行包括皇室制度在内的宪法调查。1883年，岩仓具视患癌症去世，伊藤博文归国后新设制度取调局，亲自担任长官，并兼任宫内卿，在推进宫中改革的同时，着手制定皇室法典。经过多年的起草与反复修改，于1888年3月确定了《皇室典范》最终草案。经枢密院审议后，最终于1889年2月11日与《大日本帝国宪法》同日公布。
明治《皇室典范》由12章62条组成，涉及皇室事务的方方面面，其中沿袭了许多“皇祖”的惯例，同时参考了欧洲国家的皇室制度。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皇室典范》的核心就是维护以天皇为核心的皇位。在第一章第一条明确规定：“大日本国皇位以祖宗皇统之男系男子继承之”。有关皇位继承，与过去最大的变化，一是规定“天皇驾崩之时皇嗣立即践祚并继承祖宗之神器”，即规定发生皇位继承的原因仅限于天皇去世，从而否定了让位，皇位继承“父死子继”的原则从此得以确立。二是规定了继承顺序，“皇位传于皇长子”，“皇长子不在则传于皇长孙，皇长子及其子孙皆不在则传于皇次子及其子孙”，“皇子孙继承皇位以嫡出为先”，即确定了嫡长子继承的原则，使皇位继承从此有了明确的制度依据，杜绝了阴谋诡计紊乱皇位继承的可能，以此保证皇权的稳定。三是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意味着否认了女性的皇位继承权。这些原则的制定，彻底摆脱了过去皇位继承中的乱象，保证了作为“大日本帝国”最高核心的稳定。
明治《皇室典范》还规定实行一世一元制，即一代天皇只使用一个元号，结束了历代天皇频频改元的混乱局面。[12]历史上频频改元的结果，使元号丧失了权威性与严肃性，不仅显示了皇权的衰落与统治的无序，也影响了官民的正常生活秩序。实行一世一元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又由一位天皇作为象征。天皇与民众通过一世一元制的元号紧密起来，具有了明显的时代感，也加强了天皇在民众中的存在感。
（二）天皇进入大众视线
随着皇权的衰落，从9世纪的嵯峨天皇开始到战国时代，几乎所有的天皇（只有后醍醐天皇是个例外）都不曾走出位于京都的御所（皇宫），江户时代也仅有1626年（宽永三年）后水尾天皇的二条城“行幸”和1863年（文久三年）孝明天皇的贺茂神社及石清水八幡宫“行幸”，此两位天皇“行幸”的地点，也都是离皇宫很近的地方。天皇“不外出”，百姓便“看不见”。明治新政权建立后，尽快改变天皇与世隔绝的现状是当务之急。
天皇“巡幸”各地 1868年1月，倒幕维新的核心人物大久保利通就在《大阪迁都建白书》中，批评天皇远离大众的现状：“称天皇居所为云上，称公卿为云上之人，龙颜难以拜见，玉体不踏寸地，过于推尊，自认分外尊大高贵，终致形成今日上下隔绝之弊害。”[13]为了让过去民众看不见的天皇变成看得见的天皇，根据大久保利通的建议，明治天皇于1868年（明治元年）3月21日离开了京都，开始了为期50天的“大阪行幸”，这是数百年来天皇第一次见到京都以外的世界。在大阪期间，天皇召见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后藤象二郎等维新改革人士，了解时局，询问海外诸国的情况，“布衣咫尺奉戴天颜之事数百年间不曾闻之”[14]。1868年7月17日发布《把江户改称东京的诏书》后，9月20日，在高知藩与冈山藩藩兵的护卫下，明治天皇率领文武百官随从3300余人从京都出发，于10月13日抵达江户，当日宣布定江户城为皇居。天皇亲自进入德川幕府将军的居城，树立了天皇把民众从旧体制解放出来的解放者形象，也向世人宣告天皇是包括东日本在内的全日本的统治者。在这次“东幸”途中，天皇访问忠臣的遗迹，参拜神宫，查看百姓从事田间劳动、捕鱼的情况。同时向沿途33所神社奉献币帛料，奖励各地孝子、节妇等152人，赈济70岁以上老人10398人，救恤贫困者11807人，用资总额11370两。[15]沿途百姓秩序井然，拜观天皇车驾，感受“天皇看得见”的新时代的到来。进入江户当日，数十万东京市民前来观看天皇入城。11月4日，为庆祝天皇“东幸”，天皇向东京市民按照大町三樽（酿酒用的圆筒型容器），中町两樽，小町一樽的标准下赐“天酒”，总计2990樽，同时下赐下酒用的墨鱼干。东京市民饮酒、跳舞、唱歌，庆祝“天酒顶戴”，盛况空前。[16]此后，明治天皇前后近百次到各地视察和旅行，其中耗时最长、规模最大的有六次，史称“六大巡幸”[17]，以此改变了“边陬之民概皆习故见，泥旧习，知霸府而不知皇室，陛下亦不知边陬人情景况”“上下隔离，圣旨不通”的现状。[18]
天皇巡视各地的根本目的是向世人宣布新时代的到来，彰显天皇作为新的统治者的权威。在巡幸过程中，天皇视察学校、医院、工厂、矿山、农村，了解百姓的生活状况及办教育、殖产兴业等情况。通过这样的“巡幸”，使百姓官民有了接触天皇的机会，对于很多普通百姓来说，认识到了在此世界上还有天皇的存在。在天皇巡视过程中，还有御用记者随行进行跟踪报道，在“王政复古”后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拉近了天皇与民众的距离，一定程度上收到了“全国人民皆转眼关注陛下举措，琐琐纷议自然消歇”“固陋之人民渐进开明，僻陬土境遍被德化”[19]的效果。
“御真影”的作用 长期与民众隔绝，使民众多不知天皇的存在。为了让天皇从“云上”走向民间，明治新政府乘文明开化之风，通过发布天皇照片（即所谓“御真影”）的形式，让过去人们“看不见”的天皇变成“看得见”的天皇。西洋的摄影技术于19世纪40年代从荷兰传入日本，由于摄影具有绘画无可比拟的描写力，引起当时兰学者的极大兴趣，从而在日本迅速传播，幕末至明治初期，摄影已经进入日本人的生活。[20]
随着摄影技术的传播，西方国家把一国之君的标准像作为国家主权象征的做法对日本产生了影响。1872年2月，正在美国考察的岩仓使节团正使岩仓具视利用副使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临时归国的机会，向宫内省请求提供天皇的肖像，以便在驻国外的公馆悬挂。可当时天皇还没有照过标准像[21]，于是，由在东京浅草开设照相馆的摄影师内田九一于1872年4月给明治天皇拍摄了第一张和装照片，随后送达在英国的遣欧使节团正使岩仓具视手中，同时，决定在所有驻外公馆悬挂天皇肖像。11月，派驻意大利公使中山让次出发之际，首次将天皇照片交付驻外使节。此后，对西方国家已经有所了解的大久保利通等人提出，欧美国家有在官方正式场合悬挂元首或国王照片的习惯，以此作为主权国家的标志及外交活动场合国家间友好与平等的象征，建议天皇拍摄符合近代国家元首形象的着洋装的标准像。1873年3月，明治天皇剪掉发髷，蓄西式发型，当年10月，再次由内田九一拍摄了明治天皇穿新制作的法式军服坐在洋式座椅上，两手抚剑的照片。这是明治天皇唯一正式拍摄的洋装照片，用于驻外公使馆悬挂，也对来访的外国元首、皇族、驻日外交官作为赠答，以此显示是文明国家日本的君主。
既然驻外公馆悬挂天皇肖像，以象征独立国家之主权，那么，在国内的官厅也不应例外。1873年6月，奈良县令四条隆平捷足先登，向宫内厅提出申请，如能在新年、天长节[22]等节日在官厅“奉揭”天皇照片，令县官及管内人民礼拜，则“僻陬之民也愈益感戴皇恩之一视同仁，可成就治教开化之大端”[23]。宫内厅批准了此申请，是为日本人对天皇“御真影”进行礼拜的开端。各府县听说此事，也竞相向宫内省申请，11月，天皇刚刚拍摄的军服照被制作成45cm×30cm的大型照片下发到全国所有府县的官厅。各地方政府在固定的节日组织民众来官厅拜谒，其宣传效果如当时的报纸报道：“往时天皇在九重之深宫，国内人民绝不得见龙颜”，“今根据府县之愿，下赐至尊之写真，府县之人民俱前往拜观，吾等当感谢天皇无量之圣恩。”[24]在国内官厅悬挂天皇照片的做法凸显了天皇是国家最高统帅及一国之中心的政治意义，具有强烈地把天皇权威视觉化的效果。
“御真影”的运用，对发挥明治天皇的表率作用，推进文明开化效果明显。明治初年，政府推动的文明开化首先从“散发”（剪掉男人头顶的发髷）开始，但1871年8月颁布的《断发脱刀令》并没有强制实施断发，因此未能得到及时而广泛的响应。1873年3月，21岁的明治天皇剪掉发髷，蓄新式发型，东京的《新闻杂志》专门对此进行了报道。同年11月，明治天皇着军服的照片下发到全国所有府县的官厅，令民众礼拜。此举对推动断发效果极佳，“断发乃西洋文明诸国之风，天子且为之，况四民乎？”[25]于是官员百姓纷纷断发，作为文明开化象征的“散切头”自此开始大流行。
明治中期开始，随着天皇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逐渐加强，悬挂天皇照片的范围逐渐扩大。在官厅之外首先实施的是军队，1880年（明治十三年），根据担任海军卿的榎本武扬的建议，首先在刚刚建成的军舰“磐城”号上悬挂天皇照片，到《军人敕谕》颁布的1882年，在兵营中悬挂作为军队统帅的天皇的肖像已成定式。伴随着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和1890年《教育敕语》的颁布，明治天皇及皇后的“御真影”[26]与《教育敕语》被下赐到全国各中小学，各学校要举行隆重的“御真影”奉迎仪式，在四方拜（元旦）、纪元节（2月11日）、天长节等祝祭日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在面对“御真影”施“最敬礼”[27]后，奉读《教育敕语》。按照文部省1891年发出的对“御真影”及《教育敕语》誊本“要在校内选择一定场所最尊重的奉置”的训令，各个学校最初将“御真影”及《教育敕语》放在校长室认真保管。1898年，发生了长野县上田高等小学“御真影”毁于校舍失火，校长久米由太郎引咎切腹的事件，此后，逐渐改为在校园内修建专门的设施——用钢筋混凝土建筑的防火防震的“奉安殿”存放“御真影”及《教育敕语》，这种“奉安殿”在战前日本普及到几乎所有中小学。保护好“御真影”及《教育敕语》是学校校长与教师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不仅发生多起因对“御真影”“不敬”而受处罚的事件，[28]也有为保护“御真影”而殉职的“美谈”，[29]“御真影”重于生命的氛围由此形成。“御真影”已经从最初的让民众认识天皇蜕变为对国民进行忠君爱国教育的工具。
（三）扩充皇室财产
如前所述，在律令制时代，天皇是中央集权国家的最高权威，作为全国的土地所有者君临天下，不仅控制着国库，也占有大量皇室领地。随着中央集权制的衰落，皇室的经济地位也开始下降，幕府、大名、武士愈加不把天皇放在眼里，并肆意侵吞皇室的领地，室町战国时代，皇室的领地收入只剩下3000石左右。德川幕府时期，随着社会秩序的好转和幕藩体制的稳固，幕府对公家与皇室实施了有效的控制，偶尔也有将军对皇室有所“奉献”，皇室窘迫的生活稍有改善。但是直到幕末，皇室只有“禁里御料”3万石，加上上皇的“仙洞御料”1万石，根本无法与号称“天领”800万石的幕府及加贺藩（102.5万石）、萨摩藩（72.9万石）、仙台藩（62万石）相比。江户前期，皇宫屡遭火灾，天子脚下的京都百姓中流行着讥讽天皇的小调：“生于末世的凤凰，反遭雏鸡所逐。”[30]据宫内厅图书寮所藏之笔写本《皇室财政沿革记》的记载，明治天皇从其父孝明天皇那里继承的遗产金额仅有102268日元。[31]至于朝廷更是一贫如洗，在筹措讨幕军费过程中，不得不向三井、小野、岛田等当时的富豪征收“御用金”。1868年9月明治天皇的首次“东幸”，随从3300人，耗时近5个月，花费778760日元，非经济窘迫的皇室能承担，最后还是由三井等九名豪商买单了。[32]
10万多日元成为近代皇室财产的出发点，尽管这些家底到1875年已升值到51.75万日元，1878年超过100万日元，相当于明治天皇即位时的近十倍，但在明治政治家看来，这样的经济基础无论如何不适应天皇亲政的要求，也不符合统治万民的天子的形象。1876年，时任内阁顾问的木户孝允最早提出要充实皇室财产，以提高天皇权威。他担心由于地税改革使王土（国家土地所有）解体，皇室自由支配土地减少，以至“身为天子，却无使用土地之自由”，将来建立立宪制度开设议会，皇室的规模与欧洲的王国相比将差距悬殊，因此主张“为保帝位之贵重，须使皇室占有相当财富”。[33]1879年，又有宫内卿德大寺实则向大臣、参议等提出将全国官有地的一部分编入皇室财产的建议。真正对扩充皇室财产付诸行动是自由民权运动高涨以后。面对文明开化运动带来以反对专制政治为主旨的自由民权运动发展这一局面，岩仓具视等政府领导人越发感到未来要确立的宪政体制要以天皇为中心。为了适应这一需要，必须尽快确立皇室财产，以巩固皇室经济基础。“明治十四年政变”后1882年2月，岩仓具视提出“设立皇室财产意见书”，其中指出：“我国若要建定宪法，当首先从实质上巩固皇室的基础，千万岁后大权动摇之弊害今日必须防遏之。巩固皇室基础之道虽不一而足，然今日之急务尤在于制定皇室财产。”岩仓具视担心国会开设后，民权论进一步发展，导致天皇“虽为天子却受国会左右，皇位虽有如无，大权遂失其钧石，损万世不易之国体，致外受其侮，内不能安民”。岩仓具视在意见书中还说，“保持宪法的威力，实质就是让皇室富足，做到陆海军的经费依靠皇室财政便可支付，这样即使日后国会内出现如何过激言论，都能镇抚之；对国库的经费如何议定，也能使之和顺之”。[34]岩仓具视主张要让皇室财产富足到与全体国民的财产没有多大差距的程度。为了确保天皇与皇室财产不被议会左右，不受宪法限制，岩仓具视建议，应该把全部官有土地确定为皇室财产。这个意见虽没有被原原本本采纳，但是岩仓具视作为当时政府中的核心人物，其主张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从此迈出了巩固皇室基础，扩充皇室财产的步伐。
首先是大幅增加皇室经费，由国库支出，这一措施实际上早已实行。从新政府成立之始，每年向皇室提供经费，1869年（明治二年）为按现米15万石计算，远远超过了幕府时期的领地4万石。同年，成立专门负责宫内事务的宫内省，管理政府每年下拨的皇室经费。从1869年9月到1875年（明治八年），大体在51万日元到93万日元之间。1876年后，明治政府将帝室费（皇室费）、皇族费与宫内费区别开来，由大藏省据预算划拨，交宫内省管理，不足部分可以追加，超过部分则不必返还，并且额度逐年增加，1876年时帝室费及皇族费为82.7万日元，宫内费为29万日元，到1881年（明治十四年）时已经增加到帝室费与皇室费152.3万日元，宫内费38.6万日元。在“明治十四年政变”的翌年（1882年），适逢大藏卿松方正义推行财政紧缩政策，削减行政经费，但对帝室费及皇族费不仅未减，反而增加到178.8万日元，宫内费39.6万日元。到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达到300万日元（1883年合并皇室费与宫内费称帝室费）。[35]1895年，担任爱媛县松山中学教师的夏目漱石的月工资为80日元，警察的初任月工资是8日元。[36]通过简单的比较，可以看出皇室经费的庞大。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借着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后“皇威”与“国威”的提高，贵族院与众议院通过预算，将皇室经费提高到每年450万日元，此额度直到日本战败为止。
第二是将国有资金转为皇室所有。由于自由民权运动的压力，新政府领导人加紧了扩充皇室财产的过程，重点将政府所持有价证券变为皇室财产。1884年（明治十七年），将日本银行（1882年开业）中1000万日元本金中政府持有的500万日元、横滨正金银行（1880年成立）中政府出资的1/3股份100万日元全部划拨给皇室。1887年，又将政府持有的日本邮船公司的52000股、价值260万日元资产转到皇室名下。这样，到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时，皇室的财产已经将近1000万日元，仅仅20多年时间已经比明治天皇即位时增加近百倍。尤其值得提出的是，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支付日本赔款白银2.3亿两，折合3.6亿日元。清政府于1898年付清了全部赔款，在这年12月的贵族院与众议院会议上，分别通过了政府的将赔款中的2000万日元（约占5.5%）进献皇室的建议案。当时由国库支付的帝室费为每年300万日元，2000万元的入账，瞬间使皇室财产增长数倍，成为皇室财产中现金的主体。比较而言，当时从赔款中用来设立教育基金的仅仅1000万日元，正是这笔教育基金对日本义务教育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是侵吞国家土地及矿山资源。1882年9月，明治政权核心人物、时任参事院议长的山县有朋继岩仓具视提出“设立皇室财产意见书”后，提出“关于设置直隶御料地意见书”。所谓“直隶”，即“直接支配之意”。意见书指出，在“立国宪开民会为时不远之际，要区分政府政权所属之地、皇室之权所属之地，建立直隶御料地尤为冀望之所在”，此乃“为了皇室，为了庙堂，作为臣子必须事先谋划之事”。[37]1885年12月，为了管理庞大的皇室资产，专门在宫内省设置了御料局，在御料局设置的当时，已经有御料地54处、2.2万町步。[38]在1890年11月开设国会之前的两年内，明治政府加速了将全国各地（包括北海道）优质的官有山林原野“编入”皇室的步伐，高达357余万町步的山林土地变为皇室所有。在急剧扩充皇室御料地的同时，1889年颁布的《皇室典范》确定了皇室的“世传御料”制度，即皇室土地中的一部分可以永世相传。世传御料地不得分割、转让。世传御料地的设定程序很简单，天皇看中的山林土地，只要向枢密顾问咨询，便可颁布敕书，由宫内大臣公布实施，无异于明抢明夺。在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11月28日（召开帝国议会的前一天），匆匆确定了宫城之外的包括赤坂离宫、青山御所、芝离宫、滨离宫、京都皇宫、二条离宫、桂离宫、修学院离宫、正仓院宝库等28处“世传御料”地，总面积101.59万町步，占皇室360万町步御料地的1/3。[39]日本的佐渡金矿（新潟县佐渡市）及生野银矿（兵库县朝来市）在江户时代就是作为幕府财政支柱的官营矿山，明治维新后被新政府接收。新政府在把大量山林、土地“编入”皇室的同时，于1889年将这两处由大藏省管辖的近代化“模范矿山”无偿让渡给皇室所有，成为皇室收入的重要来源。
就这样，明治维新后，依靠强权，国（官）有财产、土地一步步被纳入皇室名下。庞大的土地、巨额的资产，靠的是依靠强权的掠夺及攫取国民血汗。根据1889年公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日本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及皇室不仅不受刑法、民法约束，在经济上也享有很多特权。如关于皇室经费，宪法第66条规定：“皇室经费依现在的定额每年由国库支出，除将来要求增额之外，无须帝国议会协赞”，即议会不得干涉皇室经费事务。关于皇室的会计管理，完全立于政府之上，不履行纳税义务，不执行国家的会计规则，只按照独立的皇室会计法（1891年制定）进行管理，从预算到决算，政府完全不得干预。“王政复古”后仅仅二十几年时间，天皇及皇室彻底告别了原来“生于末世的凤凰，反遭雏鸡所逐”的寒酸相，成为日本最大的地主及资本家，由此确定了天皇统治的牢固的经济基础。此后，皇室财产通过林业收入、土地出租与出售、国债及有价证券的利息收入等进一步扩大，到日本战败的1945年，占领军司令部基于日本政府提供的资料而公布的数字显示（见表2-1），由现金、有价证券、土地、森林、建筑等构成的皇室财产总额近16亿日元（不包括艺术品、珠宝金银等贵金属，也不包括14个宫家的财产），而当时公务员的月工资只有65日元。
表2-1 GHQ公布的皇室财产[40]
结语
从古代起，日本就有天皇赞美歌，“我君王时代，千代八千代……”，有令中国大宋皇帝羡慕的“国王一姓传继，臣下皆世官”的“古之道也”[41]，但实际上天皇只是作为虚君居于日本社会的顶端。正是因为皇室没有处在权力中心，也就避免了被革命的悲剧。“王政复古”后，为了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需要彻底改变天皇无权与贫弱的现状。从1867年10月岩仓具视在“王政复古议”中首次提出“皇家连绵，万世一系”[42]起，到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短短二十几年时间，明治政权从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把千年孱弱的皇室与原本文弱的明治天皇打造成实实在在的日本最高统治者，使其成为日本近代史的核心。
注释
[1]歴史研究会：《歴史家は天皇制をどう見るか》，三一書房，1948年，第15頁。
[2]遠山茂樹：《明治维新と天皇》，岩波書店，1991年，第66頁。
[3]大久保利謙等：《史料による日本的歩み·近代編》，吉川弘文館，1951年，第30頁。
[4]遠山茂樹：《日本近代思想大系·2·天皇と華族》，岩波書店，1988年，第25-30頁。
[5]田中惣五郎：《天皇の研究》，河出書房，1951年，第149頁。御局，对女官的敬称。
[6]他们是旧幕臣山冈铁舟，萨摩藩士高岛鞆之助、村田新八，长州藩士有地品之充、太田左门，越前藩士堤正谊，熊本藩士米田虎雄，土佐藩士高谷佐兵卫，佐贺藩士岛义勇等。
[7]田中惣五郎：《天皇の研究》，第119頁。
[8]《侍従へ服制更正ノ勅諭》（明治4年9月4日），中村定吉編集、出版：《明治詔勅輯》，1893年，第12-13頁。
[9]児玉幸多：《日本史小百科·天皇》，近藤出版社，1978年，第68頁。
[10]多田好問：《岩倉公実紀》下卷，原書房，1979年，第528頁。
[11]明治维新后，政府内部围绕建立什么样的政体问题出现了对立。以大隈重信为代表的一派，主张采取英国式的议会内阁制；以岩仓具视、伊藤博文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采取保留君主的德国模式。1881年（明治十四年）10月，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确定立宪政体方针，罢免大隈重信及其一派成员的官职。并以诏书的形式宣布将以1890年为期召开国会，公布宪法。大隈派被逐出政府一事，史称“明治十四年政变”。
[12]以帝王元号纪年是古代日本学习中国而实施的制度之一，645年定元号“大化”，是日本使用元号之始，文武天皇于701年建元“大宝”，成为固定的制度。历代天皇改元一般以天皇交替时进行“代始改元”为原则，也有遇吉祥事发生时的“祥瑞改元”、遇有天灾发生时为消除灾异影响而发生的“灾异改元”，还有避讳辛酉年、甲子年、戊辰年的“革年改元”。平均而言，明治时代以前，每代天皇要改元2—3次，一个元号使用5—6年时间。江户时代年号尤其混乱，如在位21年的孝明天皇共使用了7个年号，幕末时期从万延到明治（1860—1868）的7年时间共改元4次。见皇室事典編辑委员会：《皇室事典》，第272頁。
[13]大久保利通：《大阪遷都建白書》，遠山茂樹：《日本近代思想大系·2·天皇と華族》，第7頁。
[14]佐佐木克：《江戸が東京になった日》，講談社，2001年，第117頁。
[15]田中彰：《近代天皇制への道程》，吉川弘文館，1979年，第233頁。
[16]佐佐木克：《江戸が東京になった日》，第141頁。
[17]六大巡幸：1872年5月23日—7月12日，近畿、中国、九州岛岛岛巡幸（伊势、大阪、京都、下关、长崎、熊本、鹿儿岛）；1876年6月2日—7月21日，东北巡幸（宇都宫、福島、仙台、盛岗、青森、函館）；1878年8月30日—11月9日，北陆道巡幸（福井、石川富山、新潟、长野）、东海道（神奈川、静冈、爱知、岐阜）；1880年6月16日—7月23日，中央道巡幸（山梨、三重、京都）；1881年7月30日—10月11日，东北（山形、秋田）、北海道（函館、室兰、札幌、小樽）巡幸；1885年（明治十八年）7月26日—8月12日，山阳道（大阪、兵库、冈山、広岛、山口）巡幸。
[18]三条実美：《北海道巡行的上奏稿》，载遠山茂樹：《日本近代思想大系·2·天皇与华族》，第47頁。
[19]三条実美：《北海道巡行の上奏稿》，遠山茂樹：《日本近代思想大系·2·天皇と華族》，第48頁。
[20]1857年由萨摩藩士市来四郎拍的“岛津齐彬像”证实日本人在19世纪中期已经掌握了摄影技术。1862年，摄影师下冈莲杖在横浜开设了照相馆“全乐堂”，上野彦马在长崎开设了“上野摄影局”，这是日本最早的对外营业的照相馆。
[21]明治天皇的第一张照片拍摄于1871年，当时明治天皇视察工部省辖横须贺造船所，奥地利人斯蒂尔·弗里德未经皇室的同意而偷拍了天皇与众随臣及造船所所长在一起的照片。这张照片逃脱了宫内省的追查被带至国外，得以保存下来，在东京大学总合研究博物馆于2009年3月28日揭幕的“维新与法国”展览中首次在日本展出。
[22]天长节：战前祝贺天皇生日的节日。1868（明治元）年至1872（明治5）年为9月22日。1873改行太阳历时，换算为明治天皇的生日为1852年11月3日，遂将天长节改为11月3日。大正时代的天长节为大正天皇生日的8月31日，昭和时代的天长节为昭和天皇诞生日的4月29日。战后改称天皇诞生日，定明治天皇的生日11月3日为“文化日”。
[23]遠山茂樹：《日本近代思想大系·2·天皇と華族》，第37頁。
[24]1873年12月5日《日新真事志》，转引自多木浩二：《天皇の肖像》，岩波書店，2002年，第109頁。
[25]高見沢茂《東京開化繁昌誌》第三編，天籟書屋，1874年，第11-12頁。
[26]此时使用的是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的照片。当时，首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以现有的天皇标准像已经是十几年前的旧照，不便与外国皇族交换为理由，劝说天皇再拍新照片，但明治天皇以“不喜欢照相”为由加以拒绝。无奈，宫内厅请来大藏省纸币寮雇用的精通素描、石版画、铜版画的意大利人爱德华多·乔森（Eedoardo Chiossone1832—1898），利用明治天皇外出巡幸之机，躲在天皇居室旁边的房间，用偷窥的方式，先为天皇画素描，再画成完整肖像，最后请摄影师丸木利阳把肖像画拍摄下来。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最流行的明治天皇肖像。
[27]“最敬礼”，日本最高规格的鞠躬方式。1941年5月，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文部省颁布了《昭和国民礼法》，其中对“最敬礼”的解释是“对以天皇陛下为首的皇族、王公族行的礼”。具体做法是“姿势端正，注目前方，上身徐徐前倾同时双手自然下垂，指尖达于膝头（约45度），稍停片刻后，慢慢恢复原有姿势。尤要注意脖子直，腿不弯”。国民禮法研究会編：《昭和の国民禮法》，帝国書籍学会，1941年，第15頁。
[28]如1891年1月，东京第一高中教师内村鉴三因为在《教育敕语》奉读式上没有对“御真影”“最敬礼”的“不敬事件”被解职；1911年，北海道某乡村小学校长鸣海要吉用马拉雪橇运送“御真影”，被指“奉戴”姿势有问题而获“不敬”之罪，被免去校长职务。
[29]如1896年，三陆地区发生大海啸时，岩守县上闭伊郡箱崎小学校长栃内泰吉为保护“御真影”而溺死，1923年关东大地震发生时，多名教师为保护“御真影”及《教育敕语》而殉职。
[30]歴史研究会：《歴史家は天皇制をどう見るか》，第12頁。
[31]田中惣五郎：《天皇の研究》，第121頁。
[32]皇室事典編辑委员会：《皇室事典》，第118頁。
[33]信夫清三郎著、吕万和等译：《日本近代政治史》，台北：桂冠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第5-6页。
[34]遠山茂樹：《日本近代思想大系·2·天皇と華族》，第257-259頁。
[35]皇室事典編辑委员会：《皇室事典》，第146頁。
[36]“明治人の俸給”，http://homepage3.nifty.com/～sirakawa/Coin/J022.htm。
[37]遠山茂樹：《日本近代思想大系·2·天皇と華族》，第261頁。
[38]黒田久太：《天皇家の財産》，第19頁。
[39]黒田久太：《天皇家の財産》，第32、37頁。
[40]佐佐木隆尔等：《新視点·日本の歴史·6·近代篇》，紀行社，1993年，第103頁。
[41]《宋史》日本传。
[42]大塚武松等：《岩倉具視関係文書》，日本史籍協会，1927年，第3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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