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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近世日本商人的生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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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作者：吴廷璆等

六近世日本商人的生活哲学

近世日本，幕藩体制在客观上促进了商人势力的成长，身份制度造就了商人对工商业的垄断，使社会地位最低的商人成为经济生活中最具势力的阶层。身居这种矛盾的社会之中，商人无力挑战社会体制，唯有面对现实，服从命运，其消极的处世哲学和积极的俭约观得以形成。

（一）幕藩体制下商人势力的成长

近世日本商人势力的崛起及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趋重要，某种意义上说是幕藩体制及身份制度的副产物。

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后，总结了数百年来武家社会秩序混乱、主从关系松弛的教训，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建立了以幕藩体制为中心的严格的统治体制。在中世社会曾经由武士、天皇、公家、寺社等分别所有的统治权力变成“由武士以排他的形式承担”^[1]。但在作为统治阶层的武家社会内部，德川幕府虽然在军事、经济上无人能敌，却无法彻底清除各地大名的割据势力。基于这一现实，德川幕府依据大名与德川幕府将军关系的亲疏，把近270个藩分为亲藩、谱代、外样三种类型，等级严明，不得僭越。这种由幕府支配全国大名，大名坐镇地方的“幕藩体制”，表面上是由大名的“藩”作为幕藩的屏障，但实际上是削弱地方而强大中央的手段。在德川幕府前期，幕府几乎所有施政方针都集中在削弱地方大名的势力上。如1615年，“大阪夏阵”结束，消灭丰臣秀赖后不久，幕府针对全国各地大名城堡林立的情况，发布“一国一城令”，从此，对大多数藩来说仅保留了唯一的城堡，武士们集中居住在当时以藩都为中心形成的城下町中。为了满足武士们在城下町的各种消费需求，大批工商业者前来掘金，商人阶层迅速壮大。对商人势力的发展最有效的促进就是“参觐交代”制度。这一制度始于1615年，贯穿于整个江户时代，大名们不得不往返于江户和领地之间，并在江户和本藩维持两套机构，路上花费以及在江户生活的开销巨大。对于商人而言，参觐交代之路就是商路，以江户为中心的道路网得以形成，以五街道^[2]最为有名，沿途驿站后来都发展成为重要商业城市。由于参觐交代的实施，各地人员涌进江户，使江户的人口大幅增加，1724年，人口已经达到100万，远远超过伦敦、巴黎等欧洲的大城市。^[3]如此众多的城市人口对商人的依赖可想而知。为了满足参觐交代期间在江户的消费需要，各藩不得不将大量生活物资运到江户，或将征收来的年贡米用船运到大阪等地出售以换取货币，从而促进了海上航路及金融和商业组织的发达。当初为了抑制大名势力的参觐交代制度带来的直接结果是让大名武士苦不堪言，却养肥了为他们服务的商人。

身份制度造就了商人对工商业的垄断。进入江户时代，德川家康继承了丰臣秀吉的兵农分离政策，在前三代将军（家康、秀忠、家光）时期已经确立了严格的“士农工商”世袭身份制度。武士作为“三民之长”，凌驾于农、工、商上；农民身份地位仅次于武士，为武士的生活和城市建设提供夫役和技能的手工业者位列第三；商人贩卖供领主与武士消费的商品等，由于不事生产，被认为无益于社会，位列最末。这种身份加职业的分工客观上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在经济领域，农民从此专务农业生产，由手工业者和商人组成的町人专门从事工商业。商人不事农桑，也没有当官入仕的预期，只能服从身份制度的安排，在他们专属的领域寻求自身发展。身份制度下各种身份不能互转，这在客观上为商人排除了竞争对手，使商人得以专心致力于本业。这种浸透了身份制度的职业体系与日本人的家制度及家业永续观念结合在一起，刺激了人们发家致富的积极性，豪商巨贾应运而生。商人们既没有中国“耕读传家”那样的价值观，也不羡慕徒有名利的武士，而是以自己的职业为满足。如战国末期豪商岛井宗室就不把武士放在眼里，当丰臣秀吉在一次茶会上问他“你认为武士与商人，哪一种人好？”的时候，岛井宗室直截了当地回答：“不喜欢武士！”^[4]在商人积累了财富，尤其是成为武士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存在后，更是感到自己生存的价值。如商人学者西川如见1719年在其所著《商人囊》中说：“以往商人位于百姓之下，然不知何时变成通用金银之世，天下金银财宝尽归商人所有，于是时常出现于贵人面前，其品级不知不觉已在百姓之上。何况百年以来，天下成静谧之世，故儒者、医生、歌道者、茶道风流诸艺者，大多出自商人之中。水在万物之下而滋润养育万物，商人位于四民之下，而作用于上五等人伦。生逢此世，生于此品，实乃此身之大幸也。”^[5]西川如见还表示出对武士的不屑：“若生于武士之家，会很麻烦。一生小心翼翼侍奉主君，心力交瘁，以名利为第一，炫目于人前，总是一本正经。与武士相比，唯有商人才真正快活。”^[6]可见，商人的发达正是拜幕藩体制与身份制度所赐，商人的自信来源于他们没有与幕藩的主从关系束缚。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商人并非这样轻松与潇洒。置身于身份制度之下，他们所有的自信都是有限的、相对的。商人是幕藩体制下身份制度及重农抑商政策与无法阻挡的商品经济发展的矛盾体制的产物。在日益卷入商品货币经济的情况下，没有土地、不事劳作的武士在生活上已经离不开商人。眼见商人的财富日渐增加，武士对商人只剩下羡慕和嫉恨。他们依仗手中的权力，时常侵害商人的权益。最常使用的手段是向商人借钱不还。当时，“诸侯不论大小，皆俯首向町人借钱，依赖江户、京都、大阪及各地富商之援助度日”^[7]，不少趋利的商人经营向大名融资的“大名贷”。“大名贷”风险巨大，往往有赖账不还者或因为穷困而无法偿还者。为了维护武士的利益，幕府也常以“德政”为名一笔勾销大名、武士的欠债，对商人所受损失置之不顾。1719年，幕府针对日益增多的借贷纠纷，颁布“相对济令”，宣布幕府不再受理因借贷纠纷引起的诉讼，而是转为在当事者之间自行解决。这个法令虽不否认债权，但陷无权之商人于不利地位，为武士赖账开辟了方便之门。在商人三井高房1728年所做的《町人考见录》里记载的京都、大阪等地50家败落的商人中，因“大名贷”破产的就有30家。后来，幕府在宽政改革中，为救济贫困的旗本、御家人，于1789年还曾发布“弃捐令”，强令废除六年以上的武士债务，对五年以内的借款也勒令将利息下调至6%，仅这一次被废除的武士债务就高达118万两，^[8]使商人蒙受重大打击。

也有些商人随着财富的增加开始忘乎所以，尤其是在经济繁荣的元禄时代（1688—1704），社会盛行奢侈之风，有的建造豪宅，有的追求着装华美，有的出入花街柳巷。当时曾流行着木材商人奈良屋茂左卫门与纪伊国屋文左卫门这“一对豪男”斗富的段子：奈良屋茂左卫门以一夜千金的价格包下吉原（东京著名的妓院）赏雪，纪伊国屋文左卫门则在吉原的庭院中向雪中抛金如豆，引来人们哄抢。富商一掷千金的豪奢，使作为统治者的武士受到强烈的心理冲击。幕府试图遏制豪商们的奢华之风，不断发布禁止奢侈令。在江户时代不到270年里，共发布禁止奢侈令258次，最多的是在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时期，在任29年中竟然发布了59次。^[9]面对作为统治者的武士与幕藩的压力，以及不少暴富商人因奢败家或受到处罚的教训，商人们开始对自身定位进行反思，消极的处世哲学和积极的俭约观得以形成。

（二）商人消极的处世哲学

商人虽然拥有财富，但是在幕藩体制及身份制度下是无力的群体，甚至商人发财与他们的顾客及债务人——武士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商人深知其中的利害，更不能与体制正面抗争，只能对武家和幕府表示恭顺，谨慎行事，严守身份秩序。江户前期大阪有一豪商淀屋家，靠木材、米谷交易和对大名放贷获得暴利，成为大阪首富，到第五代辰五郎的时候，有家产金12万两，白银12.5万贯，向大名贷款1亿贯。^[10]淀屋家生活奢华，排场堪比大名。他公然违抗幕府多次发布的禁止奢侈令，身穿印有醒目家纹标志的名贵白绢衣服招摇过市。1705年，幕府对富可敌国、敢于藐视武士的淀屋辰五郎以“僭越商人身份”“生活过于奢侈”“违反俭约令”等罪名进行惩处，没收淀屋家所有财产，并一笔勾销其面向大名的贷款，淀屋辰五郎本人也遭流放。如此严重的惩罚，显然“生活过于奢侈”“违反俭约令”是借口。真实原因是淀屋家实力强大到能操控米市，对幕府与大名都是威胁，尤其那1亿贯“大名贷”对大名是巨大压力，而其高调、奢华的生活正为幕府提供了“僭越商人身份”的把柄。淀屋家的悲剧是对商人的严厉警告，促使他们服从幕府权威，牢记自己身份。不少近世商人家训把遵守幕府及各藩的法度放在第一条或重要位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如近江商人市田的《市田家家则》第一条就是“严守各种公仪法度，不可对町内管理者无礼”^[11]；久留米商人林田家（手津屋）规定：“家中诸人需严守幕府法令；将军为日本国之主君，需敬仰之；藩之主君亦与现人神无异，决不可做违背政道之事”^[12]。

当然，也有精明的商人能审时度势，利用向幕府示好，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如赫赫有名的豪商三井家家训要求族人“幕府每次颁布的法令，当主（家长）应当将其精神迅速传达至手代（伙计）以下的使用人，并严格遵守”^[13]。尤其是“不可马虎应付幕府，应认识到服务于幕府和家业经营好比车之两轮，切记荒废任何一方都将产生不利影响”。事实上，在三井发达的过程中，从一介纪州商人把业务扩展至全国，获得幕府支持至关重要。三井家在江户开设越后屋不久，利用偶然机缘结交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的侧用人牧野成贞，向其提供和服产品，逐步获其信任。后经牧野成贞向将军推荐，遂委任三井家作为吴服御用商人，专供幕府所需。在幕府支持下，三井名声远播，很快便跻身少数大吴服商行列。三井还利用与幕府的关系发展金融业务并大获成功，从此奠定了其在全国商界的地位。

对幕府如此，对藩主也是同理。在商人所在的各藩，遵守各藩的法规也是非常重要的。近世早期的博多商人岛井宗室就嘱咐家人对藩主家应随时携新鲜鲍鱼、鲷鱼等奉上，对藩中的家老也要偶尔前往拜访之。其目的无非是借此拉近与藩主的关系，表示恭顺之心，以在经营中得到关照，至少不被找麻烦。加贺藩御用商人钱屋五兵卫特别强调“对藩之法令，需严加遵守，不可忘却”^[14]。三井家的出生地是纪州藩，三井家特别强调“纪州藩德川氏是我家领主，无论何时皆应尊重”，“须定额向纪州藩上缴贡金”，“对待纪州藩官吏，不可疏忽大意，应尽量服侍周到，结其欢心”^[15]。殷勤忠顺使纪州藩主对三井家颇为优待，特别在其创业初期，给予种种便利，加上自身经营实力，使三井很快成为藩内有力商人。

由于1705年幕府对大阪豪商淀屋家的处罚影响巨大，商人们普遍把“戒奢”作为商人的本分，严禁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有违商人身份。如町人学者西川如见在《町人囊》中提醒商人：“如果町人装束打扮超过身份，便可称之为骄奢。卑贱的商人穿华丽的服饰游山，或可被劫财，以低下之身效仿武士领主的排场，会招致灾祸。”^[16]大阪商人鸿池家一直秉承家训中的规定：“当今之世，要按身份而行，万事不可哗众取宠”，“婚丧嫁娶等，须按礼仪进行。席间所用菜肴，应与身份相当”^[17]，鸿池家在江户时代一直发展顺利与其不忘本分，谨慎经营应有密切关系。摄于幕府的威严，加上町人的严格自律，自淀屋辰五郎之后很少再有商人受到相同的惩罚。

处于士农工商末流的境遇，培养了商人隐忍的性格。商人们很清楚，唯有小心谨慎，奉公守法，其家业才有存在及获利的可能。这是从严峻的社会现实中得出的教训。石门心学者胁坂义堂在《忍德教》中是这样强调忍耐之重要性的：

忍为德，夫大矣哉。可以修身，可以治国。可以昌家，可以兴国。学以之成，业以之盛。功以之立，名以之著。^[18]

在商人家训中，也可以看到如“治家以忍耐为第一”（《矢谷家家训》）^[19]、“俭勤与忍耐乃货殖之道”（《安田多七家家训》）^[20]、“勿多言，言多败多；勿多事，事多患多”（向井家《家内谕示记》）^[21]之类的教训。作为商人，必须忍耐身份制度带来的在社会地位上的不公平；为了自家的生存，必须忍耐各色各样挑剔的顾客；为了家的利益，必须抑制个人的种种私欲。这些训诫明显体现出处于身份制度下的商人因无法与作为统治者的幕府与武士抗衡，只能安于现状，以求家业稳定的心理。消极的忍耐反映出商人对社会现实的无奈，具体反映在家业的经营上，就是形成墨守祖业、小心守成、力求安稳的心态，规避风险重于开拓创新。如《伊藤松坂屋家宪》要求“守祖传之家业，决不许从事投机事业”^[22]；《若尾家家宪》规定“专一于家业，勿起徒衔虚名之念”^[23]。如果要从事新的经营，也要谨慎小心，“欲在家传之商卖之外新增业务时，须店中一统协议后方可实施”（《市田家家则》）^[24]。这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和实现了家业的稳定，但过分强调遵守先规先例，实际上是故步自封的表现。正因如此，在幕末和明治初期的变革之际，许多老店由于长期固守陈旧的业种和经营方式而趋于没落，只有那些敢于冒险的商人发展起来，如摄津国川辺郡鸿池村以酿造清酒起家的鸿池家不仅将经营范围扩展至大阪，经营业种也扩展至农业、海运业和金融业。“日本之富七分在大阪，大阪之富八分在今桥”（今桥即鸿池两替店所在）之说表现了鸿池家“日本第一富豪”的地位。

（三）积极的俭约哲学

近世日本，社会地位最低的商人成为经济生活中最具势力的阶层。面对幕府的打压、武士的嫉恨，艰难生存的商人们只能律己，并完成了由奢入俭的转变。他们或著书立说，或撰写家训，阐述自己的俭约主张。以下简介其中若干作品，从中得见商人积极的俭约理念。

井原西鹤的《日本永代藏》与“长者丸”

井原西鹤（1642—1693）是著名町人文学家，俳谐诗人，出生于大阪商人家庭。其创作活动主要在经济繁荣、社会崇尚享乐之风的元禄时代。他的系列“好色物”小说，描写了商人在积累了财富后如何追求享乐及奢侈颓唐的城市生活。而其反映町人生活的作品《日本永代藏》（1688年刊行），因强调“始末、才觉、算用”等积极的经营伦理而广泛流传，被誉为“元禄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25]。熟知町人生活甘苦的井原西鹤在作品中强调商人的价值：“与贵人高人、一切文艺人全然不同，普通町人唯有靠拥有金钱才能扬名世上。”“俗姓、门第皆无妨，唯金银是町人之系图也。”在此之上，他鼓吹金钱至上，“世上唯有金钱最有价值”，有了钱，“既能有成佛之心，又能为后世造福，令万人羡慕”^[26]，可以说西鹤的俭约观是建立在金钱本位的价值观之上的。既然金钱如此重要，那么作为商人自然应把致富作为目标，即成为积累资产1000贯以上的“长者”（富翁）。如何才能成为富翁？西鹤在《日本永代藏》中以幽默的笔调，开了一副“长者丸”（意为致富药方）：“早起5两，家业20两，夜作8两，始末10两，健康7两。将此50两细细研磨，准确计量，仔细配方，早晚服用，定能成为富翁。”^[27]“始末”即俭约，在“节俭”之外，也包含在经济活动中对计划的一贯坚持，预算和决算要平衡，避免无用耗费。^[28]这味“药方”中俭约的分量仅次于家业，甚至超过了健康，说明在井原西鹤心目中俭约的重要。

但是，仅仅服了“长者丸”是不够的，为了使“长者丸”有“疗效”，井原西鹤进而提出必须远离以下涉“毒”行为：“贪美食、淫乐、穿着绢织服装；女眷坐轿出门，让女儿玩抚琴和歌骨牌，男子沉迷乐器；涉足蹴鞠、射箭、香道之会，耽于连歌；热衷宴请、茶道、赏花、舟游、白日入浴；喜好夜间游乐、赌博、以町人之身练习剑术与兵法；参诣神社佛阁，寄托来世；充当纠纷调解人、保证人；开发新田、矿山；饮酒、抽烟，无目的地上京；出资主办相扑比赛为神社佛阁化缘；嗜好与家业毫无关系的手艺活，与艺人交际，出入妓院；借高利贷。”^[29]西鹤认为这些是比砒霜还要可怕的毒药，想要发家致富的人一定要极力避免。可以想象，上述这些被视为有“毒”的行为，在奢华成风的当时一定相当流行，并致使其中的一些人归于破产，让商人在致富路上功亏一篑。井原西鹤实际上在提醒人们，商人在发家的同时，也伴随着突然没落的危险。这是井原西鹤从许许多多因奢败家的现实中总结出来的教训。《日本永代藏》作为井原西鹤代表性“町人物”小说，一反此前“好色物”小说特点，积极的町人伦理渗透其间，在当时及后世都作为商人的教训书而具有广泛影响和现实教育作用，其“药方”式的教训也被许多商人家训采用。在江户时代，“始末”始终被置于“商人三法”（即始末、才觉、算用）的首要位置。

三井高房《町人考见录》中商人衰败的教训

三井家是伊势商人的典型代表。三井家起源于17世纪初年，到第三代当主三井高房（1684—1748）时期，已经在京都、大阪、和江户拥有了十几家分店，成为当时的强势豪商。作为掌门人，三井高房经历了元禄、享保时代，耳闻目睹不少商家一代创业，二代享受，三代败家的现实，深有感触，于1728作《町人考见录》。该书记载了以京都为主的50家商人的兴衰史，并加以评说，作为三井家家训教训子孙。

三井高房在《町人考见录》的序文中说：“京都、江户、大阪的商人之先祖或来自乡下，或经过给别人帮佣才扩大了买卖，将财富传于子孙。”“而那些商人的子孙，生于富贵之家而不知生计艰难、金银珍贵。受不良世风影响，骄傲自大，不事家职，度日漫不经心。”其结果，“京师有名商人，多有二三代即败家者”^[30]。虽然这些商人衰败的原因大部分是向大名放贷无法回笼资金（共有30家），但其中也有不少是因奢败家。例如越前国米商出身的系屋十右卫门，发了财后便讲究华丽排场，耗资千枚大判（椭圆形金币）购买名贵茶器，为了付钱大白天用车拉着钱币招摇过市。系屋家还建立禅院，安置佛像的帏幔都用金箔丝缎制成，如此烧钱导致不到第三代就耗尽家财。三井高房评价系屋十右卫门是“以町人之身，与公卿交际，忘却本分，终至破产”^[31]。曾经是京都两替（货币兑换）业巨头的两替善六家本来生意兴隆，但到第二代时沉迷游艺，经常出入茶道乐舞等场所，挥金如土，再加上向大名放贷无法回收，结果连房屋都卖掉抵债。^[32]还有三井家一个分家三井六右卫门，继承了江户两家分号，却不事经营，在京都西郊的鸣泷建立号称“龙宫”的华丽山庄，每日在此逍遥，最终破产，不仅卖掉家屋，连女儿也不得不去别人家帮工。^[33]三井高房在总结这些因奢破产的商人的教训时指出，“天下之奢有两种，即身之奢与心之奢。很多情况下是因心生奢念，才追求外表华美”。系屋十右卫门等人正是由于奢从心生，才有那样危险的行为。三井高房告诫族人：“为政者因奢失国，庶民因奢丧身。先祖艰难创业，殚精竭虑积累资财，即使不能增益产业也应常思前人荫佑，守住家业。然极尽骄奢，家业终将败尽。”^[34]

三井高房所处的时代，正是三井家事业发达的时期，其祖三井高利、其父三井高平奠定了三井家繁荣的基础。他出于强烈的危机意识作《町人考见录》，提醒家人吸取教训，避免三井家重蹈二、三代而亡的覆辙。此后三井家经过二百多年而不辍，与族人秉承《町人考见录》中的教训不无关系。《町人考见录》虽然是为教训子孙所作，但由于其教育意义深远而超出了家训的范围，在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

石田梅岩《俭约齐家论》的俭约道德化

石田梅岩（1685—1744）是把“俭约”这一理念阐述得最为详尽的庶民思想家。与前述井原西鹤、三井高利都是商人出身不同的是，石田梅岩生于农家，但有着很长时间的从商经历——在商家从学徒做到管家。或许因为他不是纯粹的商人，仅仅是商家的“打工者”，所以他具有超越商人的更广阔的视野。石田梅岩一生经历了元禄时代的繁荣、幕府以厉行俭约为重要内容的“享宝改革”，晚年又遭遇“享保大饥馑”，这一切都对他的经济思想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他针对当时社会对商人专事投机、道德低下的诟病，提出作为商人应该具有“正直”“俭约”的德行，由此构成其商人伦理的核心。石田梅岩晚年写作的《俭约齐家论》于其去世前四个月刊行。书中从道德的层面论述俭约的意义，其影响远远超出此前商人的节俭之训。

相对于此前井原西鹤、三井高利等有识之商人对勤俭持家、禁止奢侈的提倡，石田梅岩赋予俭约更深的内涵。“世间对俭约之事多误解为吝啬，其实非也。俭约乃节用财宝，合乎身份，不过分无不及，不浪费不乱弃用，因时随法，则所做之事可成。”^[35]在石田梅岩看来，俭约是一种合理利用财产，量入为出的生活方式，并且吃穿用度的标准，要合乎自己的社会地位。但俭约不等于吝啬，梅岩认为吝啬是出于一己贪欲，贪欲是有害于社会的。而商人厉行俭约是有利于社会的高尚行为，是出自天理，应当提倡。他视俭约为商人的“齐家之本”，强调“须知当今俭约乃治家之本，其本立，则奢止，家可齐”^[36]。

石田梅岩还把俭约提到更高的层次，即俭约不仅可以齐家，而且可以治国。“治世之道，俭约为本。”^[37]这里的“世”，除了庶民家庭，还包括上自幕府，下至四民的各个社会阶层。他在《俭约齐家论》中说，“余云俭约，非仅在于服装财器之事，而志在教化民众存正直之心”。“士农工商职分有异，而道理相通，士之道与农工商相通，农工商之道亦与士相似。四民之俭约无须分别论述，所谓俭约并非他仪，乃是复归与生俱来的正直而已。”^[38]他强调作为统治者的武士要与作为庶民的农工商同样遵守俭约的原则。“治国者应节用爱民。节约财宝的行为也蕴含爱民之理。欲爱人若无财用则不能。故而俭约乃治国之本。”^[39]

从俭约齐家，到俭约治国，石田梅岩看得更高更深。幕藩社会，身份等级森严，而俭约是四民相通的美德。在石田梅岩的学说里，俭约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修身的方式，不仅是为一己之私利，更是为天下之公益。因此，俭约不仅能够齐小家，而且有益于治天下。对于俭约的对立面——奢侈，梅岩引用《论语》中的“礼，与其奢，宁俭”，指出奢侈不只是导致败家的原因，还是不仁的表现，即“奢为不仁之本”^[40]。“仁”是儒学的核心思想之一，不仁，就是不爱人，这是从道德上对奢侈进行谴责。总之，无论俭约还是奢侈，在梅岩这里都不仅是作为生活方式而存在，而是被赋予了道德含义，使其成为“商人道”的核心，从而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其俭约齐家思想被许多商人发扬光大，并写进家训世代相传。俭约的生活方式由此受到商人社会的普遍提倡。

本章第一部分原载《学术月刊》2014年第1期，原题《中日两国古代社会的差异——社会史视野的考察》；

第二部分原载《古代文明》2012年第3期；

第三部分原载《古代文明》2015年第1期；

第四部分原载《日本学刊》1996年第3期；

第五部分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第六部分原载《外国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

注释

[1]笠谷和比古：《近世武家社会の政治構造》，吉川弘文館，1994年，序论第1頁。

[2]以江户日本桥为起点向外延伸的东海道、日光街道、奥州街道、中山道、甲州街道。

[3]北島正元：《江戸時代》，岩波新書，1966年，第108頁。

[4]吉田豊：《商家の家訓》，徳間書店，1973年，第33頁。

[5]中村幸彦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59·近世町人思想》，岩波書店，1975年，第88頁。

[6]中村幸彦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59·近世町人思想》，第115頁。

[7]太宰春台：《経済録》，笹山晴生等：《详说日本史史料集》，第212頁。

[8]大石慎三郎、津田秀夫等：《日本経済史论》，御茶水書房，1967年，第154頁。

[9]蔵並省自：《日本近世史》，第265頁。

[10]宫本又郎等：《日本経営史——江戸時代から21世紀へ》，有斐閣，1995年，第16頁。

[11]吉田豊：《商家の家訓》，第90頁。

[12]足利政男等：《商売繁盛大鑑日本企業の経営理念》第3卷，同朋舍，1984年，第244-245頁。

[13]足利政男等：《商売繁盛大鑑日本企業の経営理念》第5卷，同朋舍，1984年，第238頁。

[14]足利政男等：《商売繁盛大鑑·日本企業の経営理念》第1卷，同朋舍，1984年，第256頁。

[15]足利政男等：《商売繁盛大鑑·日本企業の経営理念》第5卷，第266頁。

[16]中村幸彦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59·近世町人思想》，第90頁。

[17]足利政男等：《商売繁盛大鑑·日本企業の経営理念》第4卷，同朋舍，1985年，第30-31頁。

[18]京都府編集兼发行：《老舗と家訓》，京都府，1969年，第42頁。

[19]京都府編集兼发行：《老舗と家訓》，第42頁。

[20]同上，第45頁。

[21]同上，第54頁。

[22]北原種忠：《家憲正鑑》，家憲制定会，1920年，第396頁。

[23]北原種忠：《家憲正鑑》，第362頁。

[24]吉田豊：《商家の家訓》，第93頁。

[25]吉田豊：《商家の家訓》，第258頁。

[26]野間光辰校注：《日本思想大系·48·西鶴集》，岩波書店，1971年，第185、122、91頁。

[27]吉田豊：《商家の家訓》，第260頁。

[28]吉田豊：《商家の家訓》，第15頁。

[29]吉田豊：《商家の家訓》，第261頁。

[30]中村幸彦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59·近世町人思想》，第176頁。

[31]中村幸彦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59·近世町人思想》，第181頁。

[32]中村幸彦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59·近世町人思想》，第182頁。

[33]中村幸彦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59·近世町人思想》，第201頁。

[34]中村幸彦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59·近世町人思想》，第181頁。

[35]柴田実校注：《日本思想大系·42·石门心学》，岩波書店，1971年，第24頁。

[36]柴田実校注：《日本思想大系·42·石门心学》，第13頁。

[37]柴田実校注：《日本思想大系·42·石门心学》，第24頁。

[38]柴田実校注：《日本思想大系·42·石门心学》，第26頁。

[39]柴田実校注：《日本思想大系·42·石门心学》，第23頁。

[40]柴田実校注：《日本思想大系·42·石门心学》，第24頁。

六近世日本商人的生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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