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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古代贵族制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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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等

三日本古代贵族制社会结构

日本是不崇尚革命的国家，古老的皇室延绵至今，贵族也曾经长期存在，直到二战后民主改革才被废除。尽管日本传统文化中有大量中国因素存在，但是不同历史时期由不同的贵族主宰历史，造成平民社会不发达，是古代日本与中国在社会结构方面的最大不同。这一特点导致中华制度文明传入日本后因缺乏社会基础而衰退，对日本历史进程及国民性的形成也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当我们摆脱阶级斗争史学思维，客观地分析历史的时候，对贵族这一十分重要的社会阶层的存在，应当有深入的了解与认识。

（一）日本贵族的演变

关于贵族，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在英语中，Nobility与Aristocracy都是“贵族”，但Nobility通常被解释为“属于社会中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拥有优越于其他阶层的头衔”；Aristocracy则是“Nobles的统制团体，一个寡头的政治集团”或“构成和国家政权相关的特权阶层的人的集合体”。^[1]在日语中，贵族是“家柄（门第）与身份尊贵的人，以及社会上流持有特权的阶级”^[2]。我国《辞海》的解释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中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阶层”^[3]。综合各种解释，本人认为，贵族是具有特权的社会集团或曰社会阶层，贵族身份是由血统与门第决定的，贵族是世袭地存在的。中国西周时期的世卿世禄制度是贵族制度的典型。然而，贵族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太过短暂，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中就已经瓦解。秦始皇建立的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意味着贵族社会的终结。隋唐时期，兴科举，废九品中正制，又经过长期的战乱，彻底清算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短暂存在的门阀士族势力。科举制的实施保证了平民社会的相对平等性，普天之下所有人都是高高在上的“天子”的平等臣民。这样的制度在大化改新后被引进日本，但是很快就被放弃，其根本原因就是贵族势力过于强大，阻碍了皇权的发展。直到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贵族历经了三个阶段的演变。

1.大和时代的豪族

大和时代的豪族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贵族，其产生与日本历史发展进程有关。作为一个岛国，日本曾经长期徘徊于人类文明圈之外。从公元前3世纪起，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大陆文化的传入，缩短了日本列岛脱离蒙昧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进程，日本进入以水稻耕作和金属工具为代表的弥生文化时代，古代王权也在此时期诞生。发生于原始日本人脱离野蛮、进入文明社会转折时期的“弥生维新”^[4]是比较突然的变革，原有的部落氏族势力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变化产生充分的分化与瓦解，早期王权还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当今皇室的祖先——大和地区的倭王家势力崛起，经过“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5]，统一了日本列岛，确立了倭王家在诸部落豪族中的领导地位。但诸豪族在大和政权中仍然举足轻重，连天皇最初也只称大君（おおきみ），地位不过稍高于众多的君（君）而已，形成一尊之局、被称为“天皇”则是在7世纪初期的事情。^[6]中国史书《宋书》记载，438年，倭王珍（应为倭五王中的反正天皇）遣使奉献，要求宋文帝授予其“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称号，同时又求授予倭隋等13人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7]被中国皇帝授予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的倭隋等13人一定是大和王权内与大王关系密切的豪族，或者是握有军权的高官。这些豪族既有传统的部族首领身份，又在朝廷世袭地担任“大臣”“大连”等要职，成为大和国家的氏姓贵族。他们从经济上极力扩充实力，在5世纪末期的雄略天皇时代就已经“民部广大，充盈于国”^[8]。到7世纪中期，“其臣连等伴造国造，各置己民，恣情驱使，又割国县山海、林野、池田，以为己财，争战不已，或者兼并数万顷田，或者全无容针少地。进调赋时，其臣连伴造等，先自收敛，然后分进。修治宫殿，筑造陵园，各率己民，随事而作”^[9]。在政治上，有的豪族的强大程度竟至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最典型的就是苏我氏，其祖孙四代（苏我稻目、苏我马子、苏我虾夷、苏我入鹿）从6世纪前期到7世纪中期一直是朝廷重臣，他们“自执国政，威胜于父”^[10]，暗杀他们不喜欢的皇子和不甘服从其控制的天皇，僭越臣下身份“为八佾之舞”，又“尽发举国之民并百八十部曲，预造双墓”“专擅国政，多行无礼”^[11]，引起皇室成员的极大反感。于是就有了645年诛杀目无皇室、权倾朝廷的豪族苏我氏的“乙巳之变”。

2.律令时代的公家贵族

“乙巳之变”消灭了苏我氏宗家，其深远的意义更在于沉重打击了豪族势力。从大化改新到奈良时代，以天武天皇、元明天皇等为代表的皇室与朝廷实施了一系列加强皇权、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改革，并颁布律令，确立了律令国家体制。然而，在此过程中，贵族传统并没有被摧毁，只不过是由新贵族取代了旧豪族，并在律令官僚体制下成长为制度化社会阶层，其地位仅次于皇族。所谓制度化，首先是贵族有了明确的法律定义及范围，在《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确定的官位体系中，除了授予亲王（天皇的儿子及兄弟，天皇的女儿及姐妹称内亲王）一品至四品外，还有授予诸王（皇族中从二世以下至四世的王）、诸臣的位阶，从正一位到少初位下共计三十阶。在这一官僚集团中，三位以上称“贵”，四位、五位称“通贵”^[12]，即贵族的界定为五位以上者。其次，颁布“衣服令”，模仿唐朝制度确立了贵族的礼服、朝服、制服，不同位阶者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着装，以此作为贵族的外在标志。再次，实施“官位相当制”。“官位令”规定：“凡位有贵贱，官有高下，阶贵则职高，位贱则任下，官位相当，各有等差。”^[13]律令国家任官的原则是“准量爵位之贵贱，补任官职之高下”^[14]。又次，赋予贵族经济特权，所有五位以上官员都有位田、季禄、位分资人（在贵族府第中担任护卫和勤杂事务的侍从及侍卫，一般由六位以下的有位者担任），四、五位官员有位禄；三位以上有位封、职田、职封、职分资人。最后，赋予贵族荫位特权，其子弟年满21岁（通常的叙位年龄是25岁以上）即可根据父祖恩荫获得官位，一位之嫡子荫从五位下，从五位之嫡子荫从八位上，^[15]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贵族的世袭化，形成“五位以上子孙，历代相袭，冠盖相望”的局面。^[16]这种制度堵塞了下层官僚上升的管道，据统计，奈良时代74年时间里，三位以上高官共有112人，其中只有7人是直、首等卑姓氏族家庭出身者。^[17]到9世纪末期，“只有儒后儒孙，相承父祖之业。不依门风，偶攀仙桂者，不过四五人而已”^[18]。

上述制度为朝廷官僚贵族化、世袭化铺平了道路。平安时代前期，律令国家的政权核心已经缩小到源、平、藤、橘等几大氏族，只有三位以上者才能担任公卿成为定制，^[19]且担当公卿的家族也趋于固定。至9世纪晚期，朝政基本上被置身贵族社会顶点的藤原氏垄断，其他贵族及中下级官僚向上升进几无可能，使通过考试选官的科举制度在日本短暂存在后便无疾而终。

3.幕府时代的军事贵族

平安时代后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藤原氏摄关政治必然与皇权发生矛盾。可以说藤原化专权，是大和时代苏我氏专权的历史重演。律令官僚制的最大后果就是让拥有文化修养的贵族彻底远离了武装，这就导致他们面临咄咄逼人的武士对权力的觊觎，成为手下败将只是时间问题。平安时代末期，欠缺武力支撑的天皇与外戚在政争中两败俱伤，两大武士集团——源氏与平氏乘机扩充了势力，插手朝廷事务。最终源氏战胜了平氏，在镰仓建立了武家政权，让大化改新以来建立的天皇制中央集权体制形同虚设，军事贵族——武士成为此后近700年日本政治舞台的主角。

由于幕府的建立，日本历史上“武家”与“公家”这两大政治势力对立格局就此产生。从实质上来说，武家本身也具有贵族属性，而且幕府时代的军事贵族与律令时代的公家贵族在渊源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可以说幕府军事贵族是律令时代贵族制度的副产物。建立镰仓幕府的源氏本身就是皇族出身，直接起源于天皇将皇子赐姓“朝臣”^[20]后降为臣籍的制度。根据“继嗣令”的规定，皇室的范围除天皇、皇兄弟之外，只限于皇子、皇孙、皇曾孙、皇玄孙四世之内，五世孙只有皇名，但不在皇亲之列。嵯峨天皇（809—823年在位）时期，由于财政困难，且皇子女众多，遂将多名皇子赐以源姓后降为臣籍，这就是源氏的由来。此后，又有21位天皇赐过源姓，其中最为显赫的是清和源氏，是清和天皇（858—876年在位）赐予其孙源经基的，后成为清和源氏的始祖。在嵯峨天皇赐姓源氏之前，也有桓武天皇（781—806年在位）赐其孙高栋王平姓，后为桓武平氏的始祖，其后也有几代天皇对各自的皇孙赐平姓。源、平二氏这两大武士集团的首领不仅有贵族的渊源，也有皇室的渊源，所以拥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在各地有无数武士拥趸。

从9世纪开始，藤原氏的势力逐渐占据优势，在中央政府不得志的贵族势力（包括皇族的子孙）及藤原氏的旁系势力，大多作为国司等地方官下到地方。他们在担任地方国司任职期满后，继续留在地方，作为国司的副职或庄园的管理人，逐渐“土著化”，许多人成为地方的武士。这些人既有军事头衔，又有贵族的地位和声望，地方豪族无法与其匹敌。由于日本人特别看重世袭的权力，在依靠武力称雄的乱世，没有什么人比皇族与贵族的后代更有威信，因此，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历代幕府将军都想方设法架空皇室与朝廷，却无不标榜自己是源氏出身，并自称“朝臣”。

与本来就出自皇族及贵族的武家“栋梁”们相比，大多数武士从最初的上层农民（在乡领主）蜕变为贵族，经历了很长时间。尽管武士从镰仓幕府开始就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但是直到战国时代，武士与农民的身份实际上并没有严格区分，而是混杂居住在农村。武士处于半农半兵状态，战时出征作战，归则下田农耕。一些大名也对领内农民进行武装，如越后大名上杉辉虎要求领内所有百姓都要随身携带长矛、绳、铊（砍刀）、锹四种器物，^[21]除了锹之外，其他几种都有武器的功能。在地领主、地侍^[22]等农村上层在进行农业经营时往往也为大名承担军役，有战事时率必要的人力、马匹、武器参战，或从事物资搬运、构筑工事，等等。如果战事激化，甚至会在领国内进行总动员。这种兵农不分的制度带来的最大影响是武士可以依靠自己的土地生存，从而影响了全心全意对主人尽忠。同时，农民持有武器，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室町时代后期屡屡出现的百姓“一揆”让幕府和大名们烦恼不尽。鉴于社会秩序混乱的现实及建立常备军的必要性日益明显，丰臣秀吉在基本结束了战国时代的混乱局面之后，首先于1588年发布“刀狩令”，没收农民手中的武器，接着又颁布“身份统制令”（1591年），禁止武士向农民或工商业者转变；禁止农民弃田不耕，从事工商业。^[23]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以法令形式固定了武士与农民、町人的身份和职业，明确了士农工商的区别，实现了兵农分离、农商分离、士商分离，意味着真正意义的脱离生产的武士的出现，兵农分离的实施是武家社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变革。德川幕府建立后继续推行兵农分离政策，对丰臣时代以来已经在城下町居住的武士实行俸禄制度，从而彻底割断了城居的武士与土地的联系，武士要想得到并保住这份俸禄，唯有全心全意向主人尽各种奉公的义务。在德川时代近270年里，不到人口一成的武士作为位居农工商之上的“三民之长”，成为地地道道的职业化的军事贵族。

考察日本历史，可见日本古代社会与贵族制度相伴始终，其社会结构始终呈明显的变动状态。日本曾经极力模仿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是建立在皇权—士大夫官僚—农民这样的社会结构之上的，历史上多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推动频频改朝换代，却始终没有改变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而日本历史上尽管存在皇权，但政治的主体却是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贵族集团，社会矛盾基本上是在统治集团之间（上至皇室、贵族、将军，下到大名及其家臣）展开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是日本古代社会矛盾的主线。尤其是在武家秉政的幕府时代，社会动乱更是不同武士集团内部的争乱，福泽谕吉曾指出武家社会内动乱的本质，“我国的战争只是武士与武士之间的战争，而不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战争，是一家与另一家之间的战争，而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24]。各种载于史册的“变”与“乱”，几乎都根源于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矛盾，在不同时期表现为皇室之间的矛盾、皇室与贵族的矛盾、贵族之间的矛盾。如导致大化改新发生的“乙巳之乱”（645年），其目的是削除豪族苏我氏的势力，是皇室与豪族的矛盾；号称古代史上最大规模内乱战争的“壬申之乱”（672年），则出于大海人皇子在其兄天智天皇去世后与钦定的皇位继承人大友皇子争夺皇位，是皇室之间的矛盾；“保元之乱”（1156年）因近卫天皇去世后皇位继承之争而起，并掺杂进摄关家的内斗，进而借助武家力量决定胜负，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空前复杂的政变，打开了武士走上日本政治舞台的大门；“承久之乱”（1221年）是后鸟羽上皇举兵讨幕，却失败并遭到镇压的兵乱，是公武双方的矛盾；“应仁之乱”（1467年）因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继嗣之争等原因引起，最终酿成长达10年并波及全国的大规模战乱，结局是幕府与守护大名的势力被削弱，战国大名乘机崛起。诸如此类，“变”与“乱”的主角几乎都是皇室成员或各种身份的贵族。这种矛盾爆发时虽具有很大破坏性，但因参与其中的人员并非广大民众，其利益诉求也大多在于贵族内部争权夺势，故其破坏性相对有限，不至于酿成大规模的、无法控制的社会动乱。在这种社会结构内，“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就好像筑起一道高墙，断绝了关系”，“在两家武士作战时，人民只是袖手旁观”^[25]，阶级矛盾始终被包容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对立中而得不到凸显，农民反抗压迫的斗争不过是反对庄官、地头，充其量是大名领主的地方官，难以构成对统治者的正面威胁。就像福泽谕吉所说的“在胜负已定战争结束时，人民也只看到战乱平息庄头更换，既不以胜为荣，也不以败为耻，人民所感激和欢迎的只是新庄头放宽政令，减少田赋”^[26]。所以，江户时代尽管有大小约3000件的百姓“一揆”发生，^[27]但因其分散、规模小而没有妨碍史家将江户时代视为“太平之世”。不曾存在像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种大规模的、暴力的、破坏性极强的阶级对抗，这是日本经济建设有相对和平的环境，文化传承不曾中断的重要社会原因。

（二）贵族制度的影响——强权架空皇权

由于不同时期贵族的强力存在，在日本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天皇在国家的政治体制中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如前所述，在大和时代，倭王家原本也是列岛内众多豪族中的一员，随着其势力的增强而成为日本列岛的霸主，建立了大和政权。但是大和政权的权力并没有确立其神圣性与权威性，它一直面临着豪族的挑战。发生于7世纪中期的大化改新犹如一剂强心剂，使皇权在短时间内得到巩固。然而，天皇亲政的鼎盛时期仅仅局限在奈良时代，进入平安时代，伴随中央集权制的衰落，天皇与皇室的权威也渐趋下降。贵族藤原氏在圣武天皇时期突破皇后必须从内亲王中产生的传统与法律后，通过嫁女于天皇，自幼养育天皇成长等手段控制天皇，并作为人臣，逐渐垄断了太政大臣和摄政、关白职位，成为天皇的代理人，在长达近三个世纪的“藤原时代”独揽朝廷大权。在武家政权建立后，皇室、朝廷、公家面临着幕府的日益严重的挑战，天皇被彻底虚位。在“公武水火之世”的镰仓幕府时代，发动“承久之乱”（1221年）与“建武中兴”（1333—1336）的天皇与皇室似还有一些与幕府抗争的实力，但其结果是两次旨在恢复皇权的抗争均归于失败，皇室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势力进一步受到削弱。不仅幕府将军藐视天皇与皇室，连一般的武将也明目张胆地讥讽天皇，如南北朝时期有一名叫高师直的武将就讲：“京城有个王，虽有若干领地，在内里院有御所，其实不过是马下的从者。如果非有王不可的话，莫如以木头雕一个，或以金属铸一个，至于活着的王还是将他流放到远方去吧！”^[28]战国时代，武士称雄，大名争霸，以武力决定胜负，天皇和皇室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天下的人心只知有武人而不知有王室，只知有关东而不知有京师”^[29]。室町幕府将军自称“日本国王”，德川幕府将军以“日本国大君”作为正式外交称号就是其凌驾于天皇之上的最好诠释。

尽管天皇与皇室已经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幕府仍然对皇室保持足够的戒心与监视，将其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中。早在镰仓时期，幕府就在京都设立监视皇室与贵族的六波罗府。到德川时代，幕府对皇室的控制变本加厉，并将自室町时代以来就有的“武家传奏”^[30]官职定制化，负责向幕府通报朝廷事务，实际是监控朝廷的手段。1615年，德川幕府面向天皇、皇室及公家颁布“禁中及公家诸法度”，把干涉皇室、公家事务推向极致。其中明确规定“天子以艺能之事为第一学问”（第1条），将天皇权力降至最小限度；还规定武家官位的任命权在幕府不在天皇（第7条），把天皇在名义上的官吏任命权也没收了；干涉朝廷官吏任免，“虽为摄家，但无器用者，不得任三公摄关”（第4条），“有器用者，虽年老，不得辞三公摄关”（第5条）；连天皇及朝廷官员的服饰都做了详细的规定（第9条）；仅仅保留了天皇更改年号的权利，“改元取汉朝年号之好例定之”（第8条）；在各项规定之外，还有一条具有威慑性，“关白、传奏、奉行职等宣告之事，堂上堂下之辈，若有相背者，处流刑”（第11条），即如有违反幕府规定者，要予以处罚。^[31]理论上说，幕府本来是朝廷政权的一部分，只有专司军事的机能，而没有立法权。不论是镰仓幕府的《贞永式目》，还是室町幕府的《建武式目》，都不过是用于武家社会内的约束，不是国家的法律，国家法律只能由朝廷来制定。德川将军以法令的形式来限制天皇的权力是史无前例的犯上行为，令皇室威信尽失。天皇和皇室的生活也受到幕府的严格限制，被禁锢在京都的深宫中长期与世隔绝。德川幕府时期西国大名在参觐交代之际路过京都时，不许进入京都市内，只能从伏见经山科、大津绕道而行。以至于在“王政复古”后的1868年9月，明治天皇率领文武百官“东幸”江户途中，因初次见到大海的巨浪而惊异不已。

与政治上的无权俱来的是经济上的潦倒。在中央集权制强大的奈良时代，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威，天皇掌握着大量皇室领地及财富。随着皇权衰落，皇室的经济地位也开始下降，不过，直到南北朝之前，皇室还有各种名目的领地，生活尚有保证。从南北朝时期起，幕府、大名、武士愈加不把天皇放在眼里，并肆意侵吞皇室的领地。例如皇室领地中著名的“长讲堂领”（为后白河天皇在居所六条殿内建立的读经堂，为此给予庞大的庄园及领地）在镰仓时代初期还有200多处，到室町时代就剩下20处了，而且能够确保的年贡很少。^[32]到室町时代末期，皇室的领地收入只剩下3000石左右。战国时代，天下大乱，诸国疲惫，天皇与皇室更是无人问津，皇室经济处于前所未有的窘困之中。1500年9月28日，后土御门天皇去世，因无钱举行葬礼，其尸体一直放置到11月11日才草草下葬。后继的后柏原天皇（1500—1526年在位）的即位大典也因经济拮据，一直拖到21年后的1521年才举行。后柏原天皇的皇子知仁亲王践祚，为举行即位大典不得不向全国大名募捐，最后还是后北条、大内、今川等几位大名出了钱，直到十年后才得以正式即位为后奈良天皇（1526—1557年在位）。这位后奈良天皇生活贫困到卖字画补贴生活。他去世后，其子方仁亲王践祚为正亲町天皇（1557—1586年在位），拖了三年未举行即位礼。战国大名毛利元就拨了一笔款子，才让正亲町天皇的即位礼得以举行。作为回报，正亲町天皇特授毛利元就从五位下的位阶和右马头的官职，并允许毛利家使用皇室的菊花章做家纹。由于皇室经济拮据，与天皇即位不可分割的大尝会^[33]也从后土御门天皇（1464—1500年在位）起到东山天皇（在位1687—1709）这近两个半世纪里不得不中止，天皇立后仪式也从南北朝时期不再举行。^[34]

到丰臣秀吉时期，为树立自己在诸大名中的威望，有了一些对天皇与皇室示好的举动，如恢复一些因经费问题停止已久的仪式，划拨7000石领地归皇室等等，让皇室生活有所好转。德川家康在取得关原之战胜利后，立即于1601年将1万石领地作为“禁里御料”进献给当时的后阳成天皇，这一举动或许是为自己建立幕府做准备，以保证自己地位的合法性。随着幕藩体制的稳固，幕府对公家与皇室实施了有效的控制，偶尔也有将军对皇室有所“奉献”。1623年，借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的女儿和子成为后水尾天皇的女御（后晋升为中宫即皇后），又向朝廷进献1万石。此后，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再向朝廷进献1万石，皇室的生活稍有改善。尽管如此，直到幕末，皇室只有“禁里御料”3万石，加上上皇的“仙洞御料”1万石，仅相当于一个不起眼的小大名，而且皇室的“禁里御料”要由幕府的代官支配。堂堂一国之君，竟沦落成幕府的食客。

在日本古代史上，天皇亲政的历史不过200年。尤其在幕府时代，天皇已经失去对国家的控制权，政治上无权，经济上窘困，任何一代幕府将军若取代天皇乃易如反掌。但是他们却并未触动过天皇“万世一系”的根基，相反，却无一例外借助天皇的权威以证实自己存在的合法性。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在战乱横生的时代，某种精神权威是十分必要的，具有古老而神秘外衣的天皇便成为幕府将军权威的源泉。不仅历代幕府将军都要从天皇那里得到“征夷大将军”的任命，地方大名也非常渴望获得朝廷的官位，借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在权威和权力隔离的同时，两者还保持着政治上的关联。所以，天皇即使是虚君，也一直作为最高家长居于日本社会的顶端。在日本历史的绝大多数场合下，天皇不是作为权力的代表，而是作为最高权威的象征性存在。直到幕末“大政奉还”，天皇才从“云上”走向民间，重新回归政治中心。

综上所述，天皇制的兴衰与贵族势力的消长相辅相成，是日本古代史的基本特点之一。自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到明治维新，不同历史阶段的贵族——大和时代的豪族、律令时代的公家贵族、武家社会的军事贵族居于政权的核心，使天皇制自古就具有了“象征”意义。并非一脉相承的三个阶段的贵族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实行强权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幕府时代以武力为基础的军事贵族更接近于古代的豪族，而在律令官僚制度下成长起来的文官贵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趋于文弱，这并非日本贵族的本来面貌。平安时代后期律令贵族的衰落及幕府军事贵族的崛起乃是贵族向武力、强权统治的回归，因此日本学者称以武艺和战争为职业的武士的出现是氏族社会尚武精神的“复活”与“古代氏族制度的复活”。^[35]

（三）贵族制度的社会史意义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贵族是没落与反动的代名词，国人对于贵族（尤其是日本的贵族）这一概念，也有许多误读：对贵族的理解发生偏差，把贵族等同于拥有财富的“大款”，即不富不贵；只知欧洲有贵族，而不知亚洲国家日本的贵族在传承之久远、文化之厚重方面并不亚于欧洲的贵族；公家贵族在近七百年的幕府统治中濒于衰落，其作用与影响被军事贵族——武士遮掩掉了；由于武家是黩武之人，被从贵族队伍中排除出去了。诸多误解，归根结底是在没有贵族传统的社会环境里，人们无法正确认知什么是贵族。如果对日本历史进行深入考察，会发现这个重要社会阶层的存在对日本历史发展进程及日本国民性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贵族是身份制社会的产物

严格的身份制度的存在，是日本古代史的基本特点之一，而且身份制度是与等级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身份制度是把某些人群置于与生俱来的职业的、社会的地位，并从法律上加以固定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秩序。身份一旦固定，便世袭传承，无法改变。而身份制社会内的秩序要依靠等级制度来维持，等级制度是对所有人或团体划分尊卑等差，各个等级权利不平等，下层等级人数众多，受到人数较少的上层等级的统治和管辖，权力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不平等是身份制度与等级制度的共同之处，而身份制度侧重于职业上的地位差别，等级制度则通过政治、经济上权利与义务的多寡表现出来，这是两种制度的区别。日本是拥有深厚的身份、等级传统的国家，且历史久远。

公元2—3世纪邪马台国即已经存在明显的身份区别——由大人、下户构成的自由人身份和由奴婢、生口构成的非自由人身份，而“大人”与“下户”之分则体现出自由人身份中的尊卑等级。^[36]到大和时代，社会的基本身份是由氏上代表的氏人阶层与部民阶层。在氏人阶层，又通过大王（天皇）颁赐的各种“姓”，表示其等级的高低及地位的尊卑。大化改新之际，解放了部民，并模仿唐朝制度，在国家政权的顶点——天皇与皇室之下，把人们的身份分为良民与贱民两大类，^[37]良贱之间不可逾越。良民身份中有若干等级区别，即有位的官人（包括五位以上贵族及六位以下百官）和无位的公民，但随着五位以上贵族的世袭化，本来在良民身份中五位以上贵族与其他下级官员及普通百姓之间的等级差别也变成了不可改变的身份差别。进入武家社会，随着武士这一新身份的出现，原本良贱两大身份发展为公家—武家—平民—贱民这样的身份序列。德川幕府在建立幕藩体制的同时，将社会整合为士农工商四种身份，这显然是吸收了中国的制度。但中国历史上的士农工商只是四种职业，“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38]。“四民”之间不仅没有阶级对立，而且每个“民”都不是铁板一块，可以发生流动与互相转换。日本的“四民”则被从政治制度和法律上加以固定化，形成以职业划分为表象的身份制度，如儒学者雨森芳洲所言，“人有四等，曰士农工商。士以上劳心，农以下劳力。劳心者在上。劳力者在下。劳心者心广而志大虑远，劳力自保而已。颠倒则天下小则不平，大则乱矣”^[39]，各种身份世袭传承，人们的后天努力与地位变迁没有联系。福泽谕吉批判这种社会现状时说：“不但身份上有士农工商之别，而且在士族中还有世禄世官的，甚至像儒官、医师等还要世袭其业不得改变，农民也各有不同家世，商工业也有固定的股份。这种界限，简直像铜墙铁壁，任何力量也无法摧毁。人们纵然才气十足，但因没有机会发挥所长，只好退一步苟全性命了。”^[40]

在身份制社会内，不仅不同身份的人权利、义务不同，即使在同一身份的人群中间，也存在明显的尊卑、贫富等差，因此在以身份制度维持社会秩序的同时，也要维持身份制内部的秩序，等级制度由此应运而生。公家贵族内首创标志贵族等级的家格，从平安时代末期到镰仓时代固定为摄关家、清华家、大臣家、羽林家、名家、半家等六个等级，确定家格的依据是血统、家系及与皇室、朝廷的亲疏关系。家格是不可改变的，且世袭地存在，由此产生了日本独具特色的制度——“极位极官”，即某家某人能够担任的最高官位和官职。在这种制度的约束下，出生于低级家格的人，即使再有才能，也不能妄想得到高位、高官。这种情况曾受到批评，如关白二条良基（1320—1388）在其《百寮训要抄》中说：“延喜天历（10世纪前期）以前取贤才登庸，村上円融天皇（10世纪中期）以后，只尊重世系，不看其人才能适否，此乃朝廷之政衰颓之故也。”^[41]这种出自公卿的反省很有见地，遗憾已无力改变现实。公家贵族面对窘迫的生活，依然维护森严的等级制度，且被武家社会全面采用。德川幕府按照家系及与幕府关系的亲疏，把大名分成亲藩、谱代、外样三类，把直属将军的武士也分成旗本与御家人。就连各藩的藩士也被分成许多不同的等级，福泽谕吉所在的中津藩是领地10万石的谱代大名，在规模上是中等偏下的藩，而其1500多名藩士中，竟有100多个等级。^[42]在日常生活方面，各种等级规制无所不在，如御目见以上与御目见以下的武士之间不能通婚，藩中的上士与下士间也不能通婚。徒士不能直接应答藩主的问话，足轻在路上见到比自己身份高的武士即使在雨天也要跪坐路旁以示尊敬。不同家格的武士在服装上有不同的规格，在住房方面，面积、宅门、样式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得有丝毫僭越。

长期生活在身份等级制度下的日本人在历史的巨大惯性面前已然形成了对这种秩序的某种认同，把习惯变成本性，以致完全丧失了“敢作敢为的精神”，“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在德川统治二百五十年间极少有人敢于创造伟大事业的根本原因”。^[43]福泽谕吉在尖锐批判身份等级制度的同时，也指出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人为制造的制度悲剧，而认为“如天然之定则，没有提出异议者”^[44]，说明长期处于这种制度下的人们对此已经习惯成自然。明治维新后，废除身份等级制度，建立新型人际关系本应是社会改革的重要任务，但是，在身份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的背景下，与其说否定以前的身份等级制度，莫如说为了回避社会矛盾，进行身份关系的重组。其结果，皇族、华族、士族、平民四种新的身份取代了江户时代的士农工商，并在“四民平等”的招牌下继续演绎着新的身份差别。不仅新政府需要身份等级制度维护自身统治，大部分日本人也并不否认身份制本身，只不过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以前所属的地位，上升至高一点的地位。^[45]真正废除身份等级制度，是经过二战后民主改革才完成的，而身份等级意识却长期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

2.贵族的根本属性是血统而不是财富

由于贵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居于统治地位，这就决定了他们有条件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财富，占据社会资源为自己谋利，甚至要制造一些罪恶。但是，从日本贵族的演变来看，从总体上说，贵族的属性是血统而不是财富，如同欧洲贵族无论“拥有什么社会优越的权利，他们都不一定是其所在社会中最富有的人”^[46]。日本的贵族也不能完全与财富画等号。

一般来讲，在等级制社会，包括担任官职在内的政治资源和包括财富在内的经济资源都不是人人可占有，而是按社会成员的等级进行分配的。一些社会集团总是通过一些手段，将获取这些资源的机会和可能性限制在小范围内，表现为社会上层等级权力大，下层等级权力小，权力与财富统一，且掌握在少部分人手里，社会矛盾与阶级对立由此产生。当这种矛盾与对立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日本历史上的情况则不尽如此，等级制度虽然存在，却很难突破身份制度的藩篱，即等级是从属于身份制度的等级。士农工商既是从高到低排列的阶层秩序，又具有一定并列性质。各种身份的人分别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武士用战斗守卫农工商，农民为士工商生产粮食，工匠为士农商从事手工业生产，商人为士农工担当商品流通。^[47]几乎所有的身份（包括“贱民”）当中，都既有支配者，也有被支配者，既有富裕者，也有贫穷者。这种社会结构直接制约着社会资源的占有与分配，使权力与财富不能被某一身份的人或某一等级的人垄断。

从公家贵族来看，在度过了他们的黄金时代——平安时代以后，进入幕府时代起便与皇室一起逐渐走向衰落，只不过徒有官位虚名而已。室町战国时期，公卿贵族生活窘迫不堪，有的甚至濒于赤贫。到江户时代，公家贵族的经济状况与武家贵族相比有着天壤之别。相对于大名领地动辄数十万石，甚至超过百万石，贵族中地位最高的五摄家的所领平均只有2031石（最多是近卫家2860石，最少是鹰司家1500石）。^[48]很多名门公卿的所领不过数百石，一般公卿更是少至禄米30石，因而被讥讽为“徒有虚名的公卿”。明治维新元勋岩仓具视的家格属于羽林家，领地只有区区150石。公家贵族大多数人生活不如下级武士，更不如自给自足的农民。至幕末，包括皇室、公卿贵族、寺社等在内的公家的总收入只有12万至13万石，加在一起仅仅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名。

相比过气的公家贵族，江户时代掌权的军事贵族武士的情况又如何呢？表面上看，武士拥有“苗字带刀”“斩舍御免”的特权，连“切腹”也成了象征武士名誉的死法，武士生活在名誉的精神世界中。而在至关重要的经济领域，却将武士与生产资料隔离，使他们仅仅依靠俸禄维持生活，很似现代社会的公务员。如出生在下级武士家庭的福泽谕吉，其家俸禄是十三石二人扶持，^[49]因常常入不敷出，不得不做些副业换得一些收入买来麦子和粟类，做成粥和团子来填饱肚子。生活条件的限制使武士不敢多生孩子，堕胎、溺婴等在农民家庭中的多发现象于武士中也相当普遍。不少人不得不向商人借贷度日，还有人不顾身份和面子，招有钱的町人子弟为养子。儒学者太宰春台在《经济录》中曾指出这一现象：“今武家苦于贫困，养他人子必求钱财。故身份卑贱而有钱者乘机出钱让士大夫养其子，以数百金便可取有田禄之士大夫之家。当初以军功忠勤而享世禄之家，被身份低贱者所夺几百上千，数不能详。”^[50]可见武士徒有华丽的荣誉外表，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并不具有经济实力，其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不相匹配。在武家家训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厉行节俭，禁止奢华的训诫。如熊本藩藩主细川重贤在家训中规定家人每日饭菜的标准：“朝夕食素，一汤一菜，午间可用鱼等，亦不过一汤二菜。”“朔望佳节，与常日无异。年初仪式，当依家法从俭。不可稍有疏忽。”^[51]熊本藩是家领54万石、屈指可数的大藩，其饮食却如此简单。并非武士天生节俭，而是在现实体制下，武士从上到下没有奢侈的资本。特别是在中下级武士中，微薄的收入及清贫的生活，加上日益受到商品经济的侵蚀，“奉公”的意志被逐渐瓦解，对幕藩统治的不满便油然而生，以至于在幕末发起倒幕运动，幕藩体制的堡垒首先从内部被攻破。

如果说公家贵族与武家贵族是“贵而不富”的话，那么江户时代的町人（包括手工业者与商人）就是“富而不贵”了。町人是身份制度及重农抑商政策同无法阻挡的商品经济发展的矛盾体制的产物。1615年（元和元年），德川幕府颁布“一国一城令”，将武士集中到城下町居住，并把商人和手工业者也集中于此，逐渐形成以大阪、江户、京都为首的城市消费中心，町人势力大增。然而，不论他们如何富有，也只能居于士农工商中的末流，没有当官入仕的预期，只能服从身份制度的安排，在他们专属的领域寻求自身发展。这种浸透了身份制度的职业体系与日本人的家业观念及“家”制度结合在一起，刺激了人们发家致富的积极性，豪商巨贾应运而生，约占总人口5%—6%的町人是近世社会中最具经济实力的阶层。当然，也有不满“富而不贵”现状的人，如元禄时代（1688—1704年），有大阪首富之称的豪商淀屋辰五郎公然违抗幕府发布的俭约令，生活极度奢华，身穿印有醒目家纹标志的名贵白绢服饰招摇过市。1705年，幕府以“僭越町人身份”“生活过于奢侈”等罪名，没收淀屋家所有财产。对淀屋家的惩处是对町人的严厉警告，促使其牢记自己的身份。久而久之，便习惯了这种身份秩序，如长崎町人学者细川如见在1719年写的《町人囊》中已经表达了对町人身份的满足：“町人位于四民之下，而作用于上五等人伦。生逢此世，生于此品，实乃此身之大幸也。”“与武士相比，唯有町人才真正快活。”^[52]

由上可见，身份制度与等级制度相结合，带给处于不同身份、不同等级的人们不同的权利与义务，使权力与财富产生分离。如公家贵族与武家贵族都是身份上的至尊者，却不都是经济上至富者；商人拥有财富，“天下之金银尽入商人之手”^[53]，却是没有政治权利的“土豪”而已；占全部人口85%左右的农民是幕府征收年贡的来源，在完纳年贡（年贡率大体为30%—40%，有的地方为10%—20%）后，可以享受比较自由而充裕的生活。^[54]这种社会结构打破了特权阶层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性占有，“欲富不贵，欲贵不富，贫富贵贱相互平均，既无绝对的得意者，也无绝对的失意者”^[55]，从而避免了财富的集中，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使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3.贵族传统塑造了日本人人格的两重性

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个国家与民族像日本人那样充满矛盾了：就个体而言，日本人温文尔雅，严于自律，井然有序，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就群体而言，日本人在战前发动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中极其残忍和野蛮，并制造了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惨案。这种矛盾性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如果追溯其根源，当与公家贵族与武家贵族并存于历史，对民众产生广泛影响不无关系。尽管武家人口大约只江户时代人口的6%，贵族的人口更少，^[56]但他们既是统治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百姓的楷模。如1871年10月，明治天皇对华族发布敕旨，号召华族“广闻见，研智识，为国家之御用而奋发勉励”，并指出“华族立于四民之上，应为众人之标的”。^[57]标的者，榜样也。加上日本人向来就有贵血统、重家系和崇尚权威的传统，贵族的存在对民众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拜中国文化所赐，公家贵族从奈良时代起就逐渐养成了重教育、重教养的传统，贵族及其子弟要掌握知识和文化，更强调出言进退、行为举止、衣着打扮等方面都必须符合贵族的礼仪和规范。经过数百年的陶冶，形成以知性、高雅为特征的贵族教养。尽管在幕府时代公家贵族远离政治与权力核心，但始终保持着学问及文化上的优势，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功不可没。武士掌握政权后，不仅没有摧毁公家贵族的肉体，也没有摧毁其文化，并注意到自身在处理政务及社会交往中加强文化修养的必要。于是，武家子弟被送到寺院接受文化教育，著名的五山十刹成为学问中心，一般的寺院也都成为武士子弟的文化殿堂。到江户时代，武士已经成为与公家贵族共享文化教育的重要力量，“士”的知识分子色彩越来越浓，许多武士潜心研究学问，成为儒学、国学、兰学、西学的学问家。武士的贵族化说明一个道理，即贵族的精神是可以培养的。在贵族文化的影响下，不管是武士还是普通民众，都形成重教育的传统，到江户时代末期，通过平民教育机构“寺子屋”的教育，识字率已达男子40%、女子10%。^[58]在这样的平民教育基础上，明治维新后近代教育迅速发展，到1910年，日本的小学、初中、高中的在学人口指数已经超过了美国。^[59]进步的社会是由许多受教育的人组成的，文明的社会是由许多有教养的人组成的，良好的教育是形成良好的教养的开端。

与重文化、教养、讲求优雅的公家贵族相比，对于武士来说，“在关键时刻，一步不退，在主君马前战死是武士的第一职分，也是最高荣誉”^[60]。武士鄙视公家贵族的优柔文弱，武士精神——武士道的核心价值是忠诚与尚武。忠诚就是要有献身于主人的牺牲精神，这种献身要达到为主君牺牲生命的程度。尚武是以战争为业的武士必备的品格，它要求武士精于武艺，崇尚杀伐，重名轻死，对庶民阶层深有影响。近代以后，通过国家政权以《军人敕谕》和《军人训诫》、“教育敕语”等形式的大力渲染，过去仅作为武士阶级特殊行为规范的武士道成为具有普遍性的道德体系，使武士阶级已经不复存在的近代日本成为弥漫着武士道精神的兵营国家，尚武精神被全社会高度认同。忠诚与尚武虽有积极的一面，而发展到极端就表现出不尊重人的生命——不仅是别人的生命，也包括自己的生命。这种道德观念一旦被误导或失控，就会给人类的和平带来巨大灾难，这一点已经在日本发动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中得到证明。

在社会环境相对宽松的日本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不同贵族都形成不同的贵族精神，公家贵族的文化与教养和武家贵族的尚武与忠诚，造就了日本国民性中的双重性格，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下，表现各有不同，既有正能量，也有负能量。了解日本贵族制度的历史，或许会有助于我们认识日本人在集团内部彬彬有礼，在集团外部冷酷无情；时而恭敬服从，时而桀骜不驯；强调内敛、自律，却在对外侵略战争中制造了数不清的惨案。公家与武家这两大风格完全不同的贵族的长期存在及其影响，正是日本人矛盾性双重人格产生的社会根源。

结语

从古代豪族，到律令时代公家贵族，再到幕府时代军事贵族，因为日本历史上贵族制度悠久的存在，明治维新后，以下级武士为核心建立的新政权根本无法对贵族实施彻底的革命，只是按照政局的需要对旧有身份关系进行了重组，给公卿贵族恢复昔日的名誉，对军事贵族，仅保留了藩主大名，而对大多数武士实行剥夺。根据1869年建立的华族制度，昔日形同水火的公卿与大名诸侯这两大贵族终于集中到东京，彻底告别旧公卿与旧诸侯身份，成为“同族”——“天皇的华族”。面对高涨的自由民权运动，出于在未来开设国会后建立以华族为主的贵族院，以作为“皇室的藩屏”的需要，1884年，明治政府以明治天皇的名义颁布《授荣爵之诏》，同时发布“华族令”，授予华族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等爵位，地位仅次于皇族。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华族令”，39位既非公卿华族，也非诸侯华族的人因倒幕维新及之后的各种功勋成为“功勋华族”，后来也不断有人跻身进来，其数量远超公卿华族与诸侯华族。华族制度是在前近代贵族的家格门第基础上，注入近代实力主义，从而产生的近代新贵族（共有1011家）。二战后，根据1947年实施的《日本国宪法》，“对华族以及其他贵族制度，一概不予承认”，承载着一千多年历史的旧贵族与78年近代史的新贵族才彻底退出日本历史舞台。而贵族精神——公家贵族的崇尚知识与教养、武家贵族的尚武与忠诚则构成了日本国民性的重要内涵。

注释

[1]美]乔纳森·德瓦尔德著、姜德福译：《欧洲贵族1400—1800》，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7页。

[2]日本大辞典刊行会：《日本国語大辞典》第5巻，小学館，1993年，第597頁。

[3]辞书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90-791页。

[4]王金林：《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页。

[5]沈约：《宋书》卷97，《夷蛮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395页。

[6]608年，推古天皇派遣使臣到隋朝所携国書中写道：“东天皇敬白西皇帝”，首次使用“天皇”称谓。本书为叙述方便，对此前的大王亦称“天皇”。

[7]沈约：《宋书》卷97，《夷蛮传》，第2395页。

[8]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書紀》上，雄略天皇二十三年八月条，岩波書店，1993年，第501頁。

[9]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書紀》下，孝德天皇大化元年九月条，第279頁。

[10]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書紀》下，皇极天皇元年春正月条，第237頁。

[11]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書紀》下，皇极天皇元年是岁条，第245頁。

[12]井上光贞等校注：《日本思想史大系·3·律令》，岩波書店，1976年，第126頁。

[13]《令集解》官位令，黒板勝美編：《新訂增補国史大系·23卷》，吉川弘文館，1943年，第3頁。

[14]《令集解》官位令，黒板勝美編：《新訂增補国史大系·23卷》，第3-4頁。

[15]井上光贞等校注：《日本思想史大系·3·律令》，第280頁。

[16]《令集解》官位令，黒板勝美編：《新訂增補国史大系·23卷》，第14頁。

[17]滝川政次郎：《日本社会史》，刀江書院，1929年，第51-52頁。“直”是大和时代氏姓制度中赐予地方首领国造的姓，“首”是赐予村落首长的姓。

[18]《类聚符宣抄》卷9，《方略试》承平五年（935年）八月二十五日条，见黒板勝美編：《新訂增補国史大系·7卷·类聚符宣抄》，吉川弘文館，1936年，第249頁。

[19]公卿，律令官制最高官职的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公）与令外官的大纳言、中纳言、参议（卿）的总称。

[20]朝臣，标志贵族等级的“姓”之一。始自684年天武天皇对贵族赐姓，“朝臣”主要赐予大贵族，地位仅次于“真人”（赐给历代天皇后裔）。平安时代起，“真人”姓衰落，“朝臣”居人臣中最高位。

[21]蔵並省自：《日本近世史》，三和书房，1972年，第28頁。

[22]室町、战国时代有实力的农民，因与大名或领主结成主从关系而获得“侍”的身份，因不离开居住的村落而称之。

[23]大久保利謙等編：《史料による日本の歩み》近世編，吉川弘文館，1955年，第40頁。

[24]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39页。

[25]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第139页。

[26]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第139页。

[27]大石慎三郎等：《江户時代と近代化》，筑摩書房，1986年，第79頁。

[28]《太平记》，转引自家永三郎：《日本道徳思想史》，岩波書店，1961年，第98頁。

[29]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第55页。

[30]武家传奏：从室町时代开始至江户时代于朝廷内设置的负责向幕府通报朝廷事务的官职。江户时代定员2名，地位仅次于关白，由大纳言级公卿担任，其任命要得到幕府的许可。

[31]大久保利謙等編：《史料による日本の歩み》近世編，第75-76頁。

[32]皇室事典編辑委员会：《皇室事典》，角川学芸，2009年，第100頁。

[33]天皇即位后的第一次新尝祭。是天皇即位仪式的重要部分，也称“践祚大尝祭”。

[34]奥野高広：《皇室御経済史研究》后篇，国書刊行会，1944年，第190-197頁。

[35]村岡典嗣：《日本思想史概説》，創文社，1977年，第334頁；豊田武：《武士団と村落》，吉川弘文館，1963年，第15頁。

[36]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30，《东夷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856页。

[37]贱民包括陵户、官户、家人、官奴婢、私奴婢，统称“五色之贱”，占当时人口一成左右，参看原田伴彦：《被差别部落の歴史》，朝日新聞社，1973年，第41頁。

[38]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1页。

[39]雨森芳洲：《橘窗茶話》，日本随筆大成編輯部：《日本随筆大成》第7巻，吉川弘文館，1974年，第367頁。

[40]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第156页。

[41]矢木明夫：《身分の社会史》，評論社，1969年，第120頁。

[42]福沢諭吉“旧藩情”，富田正文等編：《福沢諭吉選集》第12巻，岩波書店，1981年，第42頁。

[43]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第156-157页。

[44]福沢諭吉：《旧藩情》，见富田正文等編：《福沢諭吉選集》第12巻，第42頁。

[45]矢木明夫：《身分の社会史》，評論社，1969年，第214頁。

[46]美]乔纳森·德瓦尔德著，姜德福译：《欧洲贵族1400—1800》，第47页。

[47]中村吉治：《体系日本史叢書社会史Ⅱ》，山川出版社，1981年，第2頁。

[48]西本愿寺光徳府編：《年年改正雲上明覧大全》，須原屋平左衛門等（个人出版），1868年，第3-7頁。

[49]扶持：按人头支付的口粮，一人扶持，当时按每天五合的标准支付，一年共一石八斗。

[50]引青山道夫：《養子》，日本評論新社，1952年，第61頁。

[51]細川重贤：《肥后侯训诫书》，载李卓主编：《日本家训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2-463頁。

[52]中村幸彦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59·近世町人思想》，岩波書店，1975年，第88、115頁。

[53]熊沢蕃山：《集義和書》，《日本思想大系·30·熊沢蕃山》，岩波書店，1971年，第249頁。

[54]佐藤常雄、大石慎三郎：《貧農史観を見直す》，講談社，1995年，第115、117、11頁。

[55]福沢諭吉：《国会の前途》，见慶応義塾編：《福沢諭吉全集》第6卷，岩波書店，1959年，第45頁。

[56]关于贵族人数的参考数字：1868年建立华族制度时，共有142家公卿被列为华族。根据《明治史要》1875的统計，当时华族总计2891人，户平均6.4口的标准，1868年的公卿华族人口约为908人。浅見雅男：《華族たちの近代》，NTT出版株式会社，1999年，第16頁。关于武士人数的参考数字，根据细川广世1883年編辑、出版的《日本帝国形勢総覧》第139頁，宽永元年（1624年）全国兵数为546516人。另据修史局編《補正明治史要付録表》，1872年全国士族共有425827人，连同家属共1941241人，占全国人口5.77%（東京大学出版会複刻版，1966年，第29、57頁）。

[57]宮内庁：《明治天皇紀》第2卷，吉川弘文館，1969年，第559頁。

[58]英]多尔著、松居弘道訳：《江戸時代の教育》，岩波書店，1970年，第235頁。

[59]1910年小学、初中、高中在学人口指数（以1920年为100），日本为88.8，美国为86.4。文部省：《日本の成長と教育》，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63年，第235頁。

[60]斋藤拙堂：《士道要論》，井上哲次郎等編：《武士道全書》第6卷，時代社，1942年，第299頁。

三日本古代贵族制社会结构

三日本古代贵族制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