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隐藏]

第八章水户学和明治维新
- 第八章水户学和明治维新
  - 第一节朱舜水和前期水户学
    - 朱舜水
  - 第二节后期水户学的历史意义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作者：吴廷璆等

第八章水户学和明治维新

第一节朱舜水和前期水户学

朱舜水

水户学派是由江户时代水户藩的大名和一些学者形成的儒学流派。它可以分为前期水户学和后期水户学。参与由水户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主持的《大日本史》修史事业的学者们被称为前期水户学派。与此相对，幕末的德川齐昭、藤田幽谷、会泽正志斋、藤田东湖等被称为后期水户学派。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参与《大日本史》修史事业的学者中，既有林家门流、京学派、崎门学派的朱子学者，又有古义学派学者，还有接受过中国亡命学者朱舜水教育的舜水学派学者。朱舜水对前期水户学及修史事业的影响重大，不可忽视。

图118 朱舜水纪念碑像

朱舜水（1600—1682），名之瑜，字鲁玙，号舜水，浙江余姚人，出身于清廉的官僚家庭。少年时代就学于名儒，曾被誉为当地“文武全才第一名”。舜水一生虽12次受明廷招聘，但因不满明朝腐败，拒不应招。但在明朝面临危机之际，从45岁到60岁的15年间，舜水先后参与明朝守将张苍水、王翊、郑成功的抗清战争，为争取外援，多次往返于江苏以南的各地和日本、东南亚诸国之间。郑成功失败后，舜水怀“踏海全节之志”，于万治二年（1659）冬流寓日本长崎。客寓日本初期，生活极为窘迫。所幸的是，一位筑后柳河藩的儒学者安东省庵（1622—1701）不仅拜入舜水门下，还拿出自己的一半俸禄资助舜水。此后，舜水名声日隆。宽文四年（1664），正在筹备编纂《大日本史》的德川光圀派小宅生顺会见朱舜水。两人谈话后，小宅生顺非常钦佩朱舜水的学问，并将其推荐给德川光圀，于是，朱舜水被德川光圀聘为客师，来到水户。《桃源遗事》中记载着：“朱之瑜至长崎，公（指德川光圀）遣使聘其为师，问道讲学，亲执弟子礼。”当时，64岁的朱舜水和38岁的德川光圀经常竟夜长谈，结为“忘年之交”。朱舜水提倡中日两国应该“世世通好，如同汉赵之交”，^[1]两国人民应该平等相处，亲如一家。在回答奥村庸礼的书中，他说：“不佞视贵国之人如一家昆弟父子。”^[2] 舜水向德川光圀和日本学者全面介绍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并就日本的政治方针、教育措施、礼仪制度、学术建设、文化本末、工程设计、农事园艺、服装衣饰等各方面，提出建议和实施方案。其中，有许多被幕府和水户藩当政者所采纳。例如，现在仍完好保存在东京的汤岛圣堂，就是当年根据舜水设计的《学宫图说》，并由他亲自参与建成的。总之，朱舜水客居日本的二十几年间，在接受日本友人援助的同时，也竭尽全力从事日本的文化教育事业，为中日文化交流起到重要作用。

关于朱舜水的思想倾向，中国研究者的观点是多种多样的。既有认为其属于朱子学系统的，^[3]也有认为其属于阳明学左派的。^[4]还有研究者认为“朱舜水是反理学的思想家，与同时代的启蒙学者顾炎武、颜元等的思想有很多共通点”。^[5] 依笔者之见，第三种意见更为恰当。

正如朱舜水所说的“学贵不阿”那样，他不盲从于朱子学或阳明学，而是对宋明理学和程、朱、陆、王各家，持具体分析态度，择善而从之。例如，舜水评价程颐说：“学以有用为贵，先生之学即有用也”，但同时又批判说：“伊川先生……但欲自明己志，未免有吹毛求疵之病。”^[6]关于王阳明的学问，他说：“王文成亦有病，然好处极多。讲良知，创书院，天下翕然有道学之名，高视阔步，优孟衣冠，此其病也。”^[7]舜水对明代中叶以后的理学家也尖锐地批判道：“嘉、隆、万历年间，聚徒讲学，各创书院，名为道学，分门别户，各是其师。圣贤精一之旨未阐，而玄黄水火之战日烦。高者求胜于德性良知，下者徒袭夫峨冠广袖，优孟扺掌，世以为笑。是以中国学问真种几尽绝息。”^[8]

图119 德川光圀画像（水户市义烈馆藏）

舜水在批判道学家的同时，提倡“实理”“实学”主张。所谓“实理”，就是与道学家“说玄说妙”相对的“现前道理”；“实学”就是“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9]、“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10]、“以开物成物，经邦弘化为学”。^[11] 即学问应该有益于自己的身心和社会。舜水的“实理”“实学”思想与颜元、李塨等的“经世论”有许多相似之处。

朱舜水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影响并不大。进入20世纪后，中国才逐渐开始对朱舜水的研究。之后，有赖梁启超等人的研究，朱舜水及其思想终于引起人们的注意。昭和五十六年（1981）中华书局出版了《朱舜水集》。而在当时的日本，朱舜水的影响却很大。日本当时的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古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和朱舜水有直接或间接的交流，例如，朱子学派木下顺庵、安东省庵、安积澹泊等，古学派山鹿素行、伊藤仁斋等。伊藤仁斋最初是在安东省庵的弟子那里结识舜水的，欲拜舜水为师，但舜水考虑到仁斋的性心之学与自己所学不同，再三拒绝。而在仁斋脱离宋理学，转向唯物论“气一元论”后，舜水则高度评价说：“伊藤诚修兄之《策问》甚佳，较旧年诸作，遂若天渊。若由此而进，竟成名笔乎！岂逊中国人才也！敬服敬服。”^[12] 不过，受朱舜水思想影响最大的要属前期水户学派及修史事业。

图120 《朱舜水集》（中华书局）

图121 《大日本史》（德川家藏版）

《大日本史》的“正名”思想

水户学是以《大日本史》的编纂事业为基础而成立的。编纂周期（1672—1906）很长，可分为前期和后期。由德川光圀主持，正式开始编修是在宽文十二年（1672）。首先编纂的是本纪和列传。在光圀死后的第五年即正德五年（1705），本纪和列传脱稿，享保五年（1720）向幕府呈献了本纪73卷，列传170卷。至此为修史事业的前期。此后，虽着手编纂志与表，但因诸多困难，于元文五年（1740）后大约半个世纪里几乎陷于停滞状态。直到天明六年（1786），立原翠轩任彰考馆总裁后，才再兴修史事业。自那之后被称为后期。如尾藤正英指出的那样，前期修史事业的指导理念与后期存在差异。^[13] 在前期编修成果本纪和列传后添加的论赞部分（对历史上人物的评论，由安积澹泊执笔），基本上是依据儒家的正名思想，而支撑后期修史事业的理念则是日本传统的神话历史观及大义名分论。因此，朱舜水的历史观对前期《大日本史》的修史事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图122 朱舜水的字

图123 朱舜水画像立原杏所书

根据朱舜水的历史观，史书编纂的目的不止于叙述历史事实，还在于明“义理”。“义理”是儒学的道德理念，明“义理”就是展示支配历史的道德理念。另外，明“义理”最好的方法是读史书。他说：“一部《通鉴》明透，立身制行，当官处事，自然出人头地……经简而史明，经深而史实，经远而史近，得之史而求之经，亦下学而上达耳。”^[14] 朱舜水认为明“义理”的经典历史著作是《春秋左氏传》和《资治通鉴》。

在编修《大日本史》时，德川光圀曾“聘舜水朱之瑜，讲究《春秋》之大义”（板仓胜明《书澹泊先生史论后》）。德川光圀受到舜水的影响，认为编修《大日本史》的目的在于“正闰皇统，是非人臣，辑成一家之言”（《梅里先生碑文》），即基于一定的道德标准，区分日本皇室的正统与闰统，判定人臣的是非功过。反过来说，通过读《大日本史》所描写的历史，可以逐渐把握一定的道德理念。比较朱舜水和德川光圀的历史观，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共通点。

最能明确体现前期修史事业历史观的是每卷的论赞部分。论赞是德川光圀死后，由安积澹泊执笔所作，其内容是以一定的道德标准严格地评价历史上的人物，特别是历代的天皇和朝廷重臣。安积澹泊自10岁起跟随朱舜水学习儒学经典，是舜水在日本最亲密的学生。舜水通过安积澹泊对《大日本史》前期的编纂事业产生了思想上的影响。

另外，明确体现《大日本史》思想主张的是有名的“三大特笔”。与本纪相关的“三大特笔”，即不为神功皇后立本纪，而将其归于后妃列传之中；承认天智天皇死后大友皇子即位，为其立天皇大友纪；基于南朝正统的主张，为南朝天皇立本纪（因此视楠木正成为忠臣）等三点。所谓的“三大特笔”都是基于“正名”思想而做出的判断。《大日本史》三大特笔中所表现的“正名”思想是中国儒学传统观点中的一种，与朱舜水的“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天地间之定位也”有关。再者，从朱舜水称赞楠木正成“忠勇烈节，国土无变”（《楠木正成像赞》）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具体历史人物的评价与《大日本史》是相同的。

但是，到了修史事业的后期，初期的编纂方针逐渐被修正，为后小松天皇立本纪，在其卷首添加北朝五主记事的同时，还在论赞部分引入了以三种神器所归为基准定正统的新想法，到文化六年（1809），论赞部分全部被削除，初期编纂方针被全盘否定。

第二节后期水户学的历史意义

藤田幽谷

关于后期水户学的历史意义，学界评论不图念一碑12 4。（东其朱京一舜水先生终焉之地纪大是学农说学后部期区水域户内学）

的本质在于拥护德川幕藩体制，是一种阶级秩序名分论，对维新变革具有否定性的影响。^[15] 其二是说后期水户学的理念（例如，尊王论、“国体”

观）和其理论的综合性中有对维新变革发挥积极作用的要素。^[16]其三，“平时”以拥护幕藩体制为目的的后期水户学，在佩里来航后的“动乱期”，分裂、展开为肯定倒幕的外样的后期水户学和拥护幕府的亲藩的后期水户学。^[17]

但是，笔者认为，若从后期水户学的影响来看，其著作中洋溢的对幕藩体制现状的危机意识，特别是对外危机意识，唤起了幕末知识分子和尊王攘夷志士的民族危机感，尊王攘夷志士所继承的“尊王攘夷”口号，成为批判幕府和要求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理论根据，在这一方面，后期水户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从后期水户学“尊王攘夷”论和“富国强兵”策本身来看，其始终是以重新强化幕藩体制为目的的。接下来探讨后期水户学代表人物藤田幽谷、会泽正志斋、藤田东湖、德川齐昭的主要思想。

奠定后期水户学基础的是藤田幽谷（1774—1826）。幽谷出身商家，15岁时得到其师立原翠轩推荐进入彰考馆，18岁时，被提拔为下士，参与《大日本史》的编修工作。1807年，被选为彰考馆总裁，第二年，在担任总裁的同时被任命为浜田郡郡奉行。

当时，幕藩体制的危机不断加深。国内方面，征缴苛酷的贡租和商品经济的渗透，使农民阶级分化，饥荒和起义频繁发生。另外，商业高利贷资本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加，而幕藩财政窘迫、武士家计贫乏现象日趋严重。国外方面，西洋资本主义列强对日本周边虎视眈眈。以宽政四年（1792）俄国使节拉克斯曼抵达北海道根室为契机，日本人的对外危机意识蔓延到了各个领域。

图125 藤田幽谷画像

为了应对幕藩体制的危机，1792年，年仅18岁的幽谷著述了《正名论》。《正名论》虽是幽谷青年时代的文章，但其中已经明确体现了晚年幽谷乃至后期水户学尊王论的特色。《正名论》首先强调构成幕藩体制基本原理的名分论，以其为尊王论的理论支柱之一。卷头便说：“甚矣哉，名分之于天下国家，不可不正且严也，其犹天地不可易欤！……君臣之名不正，上下之分不严，则尊卑易位，贵贱失所，强凌弱，众暴寡，亡无日矣。”^[18]但是，面对危机，社会秩序一旦开始动摇，自然秩序的名分论便很难被接纳。为了强化名分论，幽谷引进神道以及国学中的“神国”思想，强调日本国体的不变性，作为尊王论的另一支柱。《正名论》说：“赫赫日本，自皇祖开辟，父天母地，圣子神孙，世继明德，以照临四海。四海之内，尊之曰天皇。八洲之广，兆民之众，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自古至今，未尝一日有庶姓奸天位者也。……皇统之悠远，国祚之长久，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殊庭绝域，未有若我邦也。”^[19]

但是，幽谷的尊王论并不否定幕藩体制。按照幽谷的说法，将军尊奉天皇为君主，祭上天的郊祀之礼与祭皇祖的宗庙之礼，如同中国天子尊奉天和祖先的牌位为主君一样，都显示了君臣之道。这只是一种礼仪形式，并不伴随君臣关系的实质。这种形式化的君臣关系具有巩固上下秩序意识的道德教化作用，即“幕府尊皇室，则诸侯尊幕府；诸侯尊幕府，则卿大夫敬诸侯；夫然后上下相保，万邦协和。”^[20] 幽谷为维持、再建已松弛的上下秩序，强调具有阶级秩序的尊王论。尊王仅是将军的特权，而大名、藩士、庶民阶级对其直属上级尽忠就是尊王，结果，确立了顺从现存秩序的道德。《正名论》中避免谈及天皇政治上的责任。幽谷的尊王论可以说是以敬幕和强化幕藩体制为实质内容。其与知晓天皇意志所在、并满腔热情对其遵奉的尊攘志士的尊王论是有显著区别的。

宽政四年（1792），俄国使节拉克斯曼抵达北海道根室，给了幽谷很大的震撼。幽谷以此为契机，痛感外患危机而提出攘夷论。幽谷的攘夷论是后期水户学攘夷论的开端。宽政九年（1797），幽谷在向水户藩主治保上呈的信即《丁巳封事》中，针对外患提出以下警告：“北冥黠虏，窥窬神州，常有图南之志。奈何如今小智不及大智，妄以斥鴳之见，讥笑大鹏之为。所谓厝火于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异与此，天下之忧孰甚于此。”^[21]但是，幽谷强调对外危机感，是为了推进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内政改革。幽谷力说对外危机感是“强兵良机”。他在《丁巳封事》中说：“有为之君，安不忘危，必作内政，以寓军令。自有北虏之警，幕府尝屡下令，使缘海诸侯预备不虞，此强兵之良机不可失也。”^[22] 幽谷的富国强兵策，具体来说不外是除“好货之疾”和“借金之弊”。因而幽谷的攘夷论依然是以锁国为实质内容，与工藤平助、林子平、本多利明等的开国海防论形成鲜明对比。

幽谷构筑了后期水户学尊王论和攘夷论的基础，但尚未将二者有机结合。完成这一使命的是其门人会泽正志斋。

会泽正志斋

会泽正志斋（1782—1863）10岁时，成为幽谷最早的门人。18岁时经幽谷推荐进入彰考馆，从事《大日本史》的编修工作。文政七年（1824），英国船员强行登陆水户领内的大津浜，时任“笔谈役”的正志斋与英人交涉，看到他们有侵略日本的野心，感受到外患的威胁。受对外危机意识的刺激，正志斋于第二年开始执笔写作《新论》。

图126 会泽正志斋画像

《新论》中，正志斋以“国体”论为纽带将“尊王”与“攘夷”结合起来。依照《新论》的理论构造，维护“国体”既是“攘夷”的目的，也是其根本方策。另外，“国体”的核心在于天皇之尊严，即“尊王”是维持“国体”的关键。为了“尊王”，“攘夷”才有意义，通过“攘夷”才能实现“尊王”。

关于“国体”的内容，《新论》中虽未明确定义，但从其论说来看，首先是天皇统治的永久性，即“天胤君临四海，一姓历历，未尝有一人敢觊觎天位，以至于今日。”^[23]天皇统治永久性的根据在于“天日之嗣，世御宸极，终古不易”。《新论》在强调这一国粹神话的同时，^[24]又以“神圣以忠孝建国”^[25] 的普遍道德理念为保证。另外，祭政一致、政教一致的政治体制和“以武建国”也被视为“国体”的内容。

正志斋的“国体”论所阐述的国家组织原则，是以天皇为君主的统一国家，看似与现存的幕藩体制原理不同，但实际上并不否定现存的幕藩体制。按照《新论》的说法，日本的国家统一，并不是天皇的政治统一，不必废除分权性质的幕藩领主制，仅由天皇向日本各地神社统一班给币帛，则“群神百祀有所统一”。^[26]政治上依然是“幕府及邦君之治统”一。^[27]正志斋的主张并不包含否定现实的幕藩体制，实现天皇亲政的意图。把幕府说成是辅佐天皇的中央政府，把大名比做朝廷的地方官。这样，现实的幕藩体制就与正志斋的“国体”秩序等同。可以说正志斋的“国体”论重新确认了幕藩体制的合理性。因此说：“今共邦君之令，奉幕府之法，戴天朝以报天祖。”^[28]（《新论》）还说：“为臣民者，各从其邦君之命，即从幕府政令之理，仰天朝报天祖之道也。”^[29]（《迪彝篇》）看来，正志斋的尊王论以敬幕为实质内容。不过，正志斋的尊王论具有将幕府的绝对权威相对化的意义，孕育着发展国家主义思想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直到幕末开国乃至明治以后，才转化为现实。

《新论》是在受到对外危机意识的刺激后，以1825年幕府发布的异国船驱逐令为契机而作成的。正志斋提出“国体”论，不仅是为了应付内忧，还为了抵御外患。《新论》中说：“奸民横行而莫之禁，戎狄伺边而莫之御……国体其何以维持”，^[30]“用海内全力，以兴膺惩之师，以丑虏屏迹窜形不敢近边，庶几不忝国体矣。”^[31]即“攘夷”本身不是目的，维护“国体”才是终极目标。为了实现攘夷，正志斋还提出了“修内政”“饬军令”“富邦国”“颁守备”等“富国强兵”策，他认为“攘夷”之“大经”^[32] 在于“明夏夷之邪正”“明国体”。因此正志斋一边认识到西洋诸国军事、政治力量的强大，一边轻蔑其为夷狄，支持幕府的异国船驱逐令。可见，正志斋的攘夷论是以锁国为实质内容的。

正志斋的《新论》广为流传，对幕末人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当时的志士中，一般认为若未读过《新论》便不具备做志士的资格。例如，吉田松阴嘉永六年（1853）直接会见会泽正志斋，并自称为“信水府之学者”。^[33]松阴不仅对《新论》所表达的民族危机感产生共鸣，而且直至1856年，仍对后期水户学以敬幕锁国为内容的尊王攘夷论坚信不疑，说：“对幕府之忠节即对天朝的忠节。”^[34]但是，安政五年（1858），幕府不顾孝明天皇的敕令，签约《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从此，吉田松阴等尊王攘夷志士们明确脱离了之前热衷的后期水户学。口号依然是“尊王攘夷”，但松阴等的尊王攘夷论是以讨幕开国为内容的。1858年7月，松阴攻击幕府说：“傲然自得，以谄事墨夷为天下之至计，不思国忠，不顾国辱，而不奉天敕，是征夷^[35]之罪，天地不容，神人皆愤，准此大义，讨灭诛谬，然后可也，不可少宥。”^[36]于当年所作的《对策一道》中说：“以国家大计言之，欲振雄略驱四夷，非航海通市何以为……锁国故苟偷之计，末世之弊政也。”^[37] 如上所述，正志斋的尊王攘夷论与松阴等尊攘志士们的尊王攘夷论不可等同视之。明治维新运动中，前者与公武合体运动相连接，后者则是尊王攘夷运动甚至是讨幕运动的指导理念。

晚年的正志斋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与讨幕的尊攘志士相对立。1858年8月，不满幕府草率签约的孝明天皇直接向水户藩下达谴责幕府的密令，并让水户藩向其他各藩转达这一敕命。当时，尊攘派寄希望于此敕命，并力求迅速传达，而正志斋反对传达敕命，为回避水户藩和幕府的对立，主张恭顺幕府。他批判朝廷敕命说：“京师勃勃为天下可畏，视诸公意见，皆浮躁轻薄，无与虏战轻易取胜之见识深谋远虑，可推知，如此之人妄动，败事必然，徒成天下之祸。”^[38]1860年，水户浪士在樱田门外杀死大老井伊直弼，天下尊攘志士无不拍手称快，而正志斋则指责说：“对国家挥白刃者，狂悖之所为。”^[39]1861年5月，水户浪士袭击东禅寺的英国公使馆，对此，正志斋说：“若捕获东禅贼^[40]，首先应向幕府道歉。”^[41]他将1862年在坂下门袭击安藤信正的一伙人称为“十五日贼”。^[42] 上述这些行为对在《新论》中提出敬幕即尊王论理的正志斋来说，可以说是很自然的。同时这些行为也表明了正志斋尊王攘夷论的历史意义。

图127 樱田门外之变

藤田东湖和德川齐昭

图128 藤田东湖座像

藤田东湖（1806—1855）是藤田幽谷的次子，生于水户。文政九年（1826），幽谷去世，第二年东湖继任家督，参与彰考馆的编修工作。1829年，东湖带头策划了拥立齐昭的运动。因此得到水户藩第九代藩主德川齐昭（1800—1860）的信任，成为水户藩的政治中心。天保八年（1837），齐昭命东湖为即将创建的藩校弘道馆起草《弘道馆记》草案，阐明其理念。东湖很快完成并向齐昭提出了草案，1838年，以齐昭的名义公开发表了《弘道馆记》。《弘道馆记》被视为后期水户学的完成之作，其中展现了东湖和齐昭二人的思想。东湖的代表作《弘道馆记述义》是对《弘道馆记》的解说，与《新论》一同作为后期水户学的经典，在全国被广泛阅读。《弘道馆记》和《弘道馆记述义》仅仅沿袭了幽谷和正志斋的思想，内容上并无创新之处，但是，东湖的才能在政治方面，他是将后期水户学理论带入政治领域的实践家。

图129、130 《弘道馆记述义》封面和正文

《弘道馆记》和正志斋的《新论》一样，都从尊王攘夷的方面赞美了德川家康的事业，说：“我东照宫拨乱反正，尊王攘夷，允武允文，以开太平之基。”^[43]东湖的尊王论，并没有超越幽谷、正志斋，而是与他们一样固守于尊王的封建阶级秩序，不带有反幕性质。东湖在《弘道馆记述义》中有如下记载：“天下万姓煦育之恩，本于天祖。二百余年太平之化，源于东照宫……若慢其君父，欲直尽忠于朝廷与幕府，则犯分逾等之甚，适足以取僭乱之罪而已。”^[44]德川齐昭的尊王论也是如此。在1834年十一月十七日给幕府老中大久保忠真的信件中，齐昭写道：“鄙人认为，将军敬京都之仪，天下自然大统，第一，应适其身份，士民尊敬其领主，领主尊敬将军，将军尊敬京都，若忘其身份应称乱民。”^[45] 总之，只有位于封建阶级秩序顶点的将军才能直接尊崇天皇，大名、藩士直接尊王不仅不合适，反而会被认为“犯分逾等”、“僭乱之罪”。这种尊王论绝对肯定现存的幕藩体制，以敬幕为实质内容。

东湖从很早就抱有强烈的对外危机意识。在1828年十二月十四日的信件中，东湖说：“目前忧患种种，笔纸难尽，其内夷狄、盗贼、凶荒三条，其征既现，其祸既萌，决不可疏忽。”^[46]但针对如何应对“外患”，东湖基于“华夷、内外天下之大闲”的华夷思想，主张锁国的“攘夷论”。他视德川家康为“攘夷”模范，即“至东照宫，更大设宪令……于此外夷之防，妖教之禁，永为宪法第一义，其果决明断，攘除夷狄，盖亦如此。今恭观其遗训，于仁政武备之要，尤垂深戒。虑其内忧防其外患之所以者，不一而足。”^[47]按照东湖的想法，必须靠振兴“天地正大之气”来克服危机。而且认为，只有靠“万人的魂入替”才能振兴“正气”，即“磅礴正气之所，富国强兵是大本，若国富兵强，外患何足担忧。”^[48] 即使到佩里来航之际，东湖的“外夷”对策也没有改变。

安政二年（1855），江户大地震中，东湖为了救出母亲而被压死，没有参与“开国”以后的尊王攘夷运动，齐昭作为幕政改革运动的指导者和幕末尊王攘夷论的象征，活跃在幕末的政治舞台上。那么，佩里来航后，齐昭的尊王攘夷论和《弘道馆记》时期的尊王攘夷论之间是否有变化呢？

《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签订后，齐昭始终对外采取强硬姿态，批判幕府的开国政策。齐昭担心若将军不采取对外强硬姿态，就会造成“失征夷之名目故，大名又轻蔑公家之义，终至背弃公家”的后果。^[49] 另外，齐昭主张将军家自身应作为模范带头向天下展示尊王，不给诸大名以下之人留下批判幕府的口实，摘除外样大名和朝廷的勾结之芽。但是，齐昭也承认，在内忧外患面前，如果继续遵循原先老中的政治方式，是不可能打破危机局面的。于是，为了使亲藩大名和外样大名共同分担克服危机的任务，他主张进行幕政改革。齐昭将他们的力量汇聚起来是为了守住遭遇内忧外患危机的德川家族的天下。另外，齐昭之所以参加一桥派的幕政改革运动，是因为其内心期待自己的儿子庆喜成为将军。但是，按照齐昭的想法，虽然将亲藩、外样大名的政策积极反映在国政上是必要的，但终究还是要对应亲藩、谱代、外样等传统的身份。

图131 旧弘道馆（茨城县水户市）

齐昭采取上述姿态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作为御三家或者副将军的意识有关。齐昭认为“唇亡齿寒，御三家谱代大名皆幕府之唇，实应有所作为”。^[50]因此，幕府老中有不当行为时，“即使舍身也应上报”是“三家溜诘”理所当然的职责，也是维持德川体制所必要的。可以说，在幕政改革运动中，站在御三家的立场，坚持封建阶级秩序的“尊王论”和对外强硬政策的齐昭与其他一桥派大名之间是有明显差异的。“安政大狱”前后，随着尊攘志士的反幕倾向逐渐增强，齐昭更是对尊攘志士的尊王攘夷运动采取了反对态度。樱田门外之变中水户藩浪士杀死井伊大老，齐昭说：“扫部头^[51]纵有不妥，仍是将军家信任之宰相，杀害之，不妥之极，言语道断之曲事也。”^[52] 总之，齐昭直到最后都坚守“副将军”姿态，想保住遭遇内忧外患的德川家族的天下。所以随着尊王攘夷运动的推进，德川齐昭和后期水户学的影响力逐渐削弱也就不难理解了。

注释

[1][明]朱舜水：《朱舜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71页。

[2]同上，第272页。

[3]卲念鲁：《明遗民所知录》。

[4]陶希圣：《朱舜水》序说，收入于郭垣编：《朱舜水》，正中书局，1937年。苏曼殊：《断鸿零雁记》。

[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第83页。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59页。王金林：《朱舜水的实理实学思想及对日本水户学派的影响》，《延边大学学报》，1983年，东方哲学研究专刊。

[6][明]朱舜水：《朱舜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402页。

[7]同上，第397页。

[8]同上，第171页。

[9]同上，第406页。

[10]同上，第769页。

[11][明]朱舜水：《朱舜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786页。

[12]同上，第194页。

[13]尾藤正英編：『日本文化と中国』，大修館書店，1973年，第188—200頁。

[14][明]朱舜水：《朱舜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74页。

[15]遠山茂樹：『明治維新』，岩波書店，1951年。山口宗之：『改訂増補幕末政治思想史研究』，ぺりかん社，1982年。

[16]源了圆：『徳川思想小史』，中央公論社，1981年。尾藤正英：「水戸学の特質」，收入于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学』，岩波書店，1973年。鈴木暎一：「水戸藩尊攘派の思想と行動」，季刊日本思想史，13号。

[17]吉田昌彦：「後期水戸学の論理」，季刊日本思想史，13号。

[18]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学』，岩波書店，1973年，第10頁。

[19]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学』，岩波書店，1973年，第11頁。

[20]同上，第13頁。

[21]同上，第31頁。

[22]同上，第44頁。

[23]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学』，岩波書店，1973年，第52頁。

[24]同上，第50頁。

[25]同上，第51頁。

[26]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学』，岩波書店，1973年，第153頁。

[27]同上，第153頁。

[28]同上，第153頁。

[29]高須芳次郎：『水戸学大系2会沢正志斎集』，井田書店，1943年，第359頁。

[30]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学』，岩波書店，1973年，第63頁。

[31]同上，第78頁。

[32]译者注：即根本方针。

[33]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学』，岩波書店，1973年，第557頁。

[34]市井三郎：『明治維新の哲学』，講談社，1975年，第130頁。

[35]译者注：指将军。

[36]『吉田松陰全集』（巻五），岩波書店，1940年，第192、193頁。

[37]『日本の名著31吉田松陰』，中央公論社，1977年，第324頁。

[38]山口宗之：『改訂増補幕末政治思想史研究』，ぺりかん社，1982年，第268頁。

[39]同上，第270頁。

[40]译者注：指参与袭击东禅寺的武士。

[41]山口宗之：『改訂増補幕末政治思想史研究』，ぺりかん社，1982年，第271頁。

[42]同上，第271頁。

[43]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学』，岩波書店，1973年，第230頁。

[44]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学』，岩波書店，1973年，第335頁。

[45]『水戸藩史料別記上』，第210、211頁。

[46]鈴木暎一：「藤田東湖の思想」，日本歴史，413号，第10頁。

[47]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学』，岩波書店，1973年，第297頁。

[48]鈴木暎一：「藤田東湖の思想」，日本歴史，413号，第14頁。

[49]山口宗之：『改訂増補幕末政治思想史研究』，ぺりかん社，1982年，第291頁。

[50]同上，第293頁。

[51]译者注：指井伊直弼。

[52]山口宗之：『改訂増補幕末政治思想史研究』，ぺりかん社，1982年，第293頁。

第八章水户学和明治维新

第八章水户学和明治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