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五、孙中山与日本人士
五、孙中山与日本人士
孙中山在三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三分之一时间居住在日本，并把日本当作革命活动的基地之一。孙中山在其革命活动中，为得到日本政府、军部、政界、财界、大陆浪人的支持和援助，频繁与日本各界人士往来，并和其中的一些人结成友好关系。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是通过这些人士结成的。所以研究孙中山与日本人士之间的关系，在研究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我们一提起孙中山与日本人士的关系，往往只涉及宫崎滔天、犬养毅、头山满等有限的几位。其实不然，孙中山在其革命活动中所接触的日本人士不只是这几位。在迎接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1986年——编者注）之际，笔者再介绍一下和孙中山有来往的菅原传、中川恒次郎、南方熊楠、秋山定辅、桂太郎等人，以便扩大研究范围，全面考究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
1.孙中山与菅原传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有思想，才有行动。和人接触是一种行动，而行动是有目的的。孙中山与日本人士的接触也是如此。
1894年孙中山撰写《上李鸿章书》是他从事革命活动的标志，也是孙中山在思想上和日本发生关系的起点。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变成近代化国家。这在亚洲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亚洲各国的有识之士皆敬仰维新，力图走上维新之路。孙中山也不例外。他在《上李鸿章书》中写道：“夫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试观日本一国，与西人通商后于我，仿效西方亦后于我，其维新之政为日几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观，以能举此四大纲而举国行之，而无一人阻之。”[1]这说明，孙中山从改革中国的爱国之心出发，仰慕日本的维新。也是他在革命初期与日本人士接触往来的一种思想基础。
同年6月，孙中山抵天津，呈递上书，但李鸿章不予理睬。上书不成，就走上革命之路。是年10月，孙中山经由日本抵檀香山；11月成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从事革命活动。檀香山有许多日人，其中也有政治家，在日人中从事政治活动。日人的政治活动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虽有不同之点，但在变革各自国家的目的上是相同的。这使孙中山在檀香山与日本的政治活动家接触并来往。孙中山在革命生涯中第一次接触的日本政治家是菅原传。
菅原传（1863—1937）是陆前远田郡涌谷村人，上过日本帝国大学。1886年渡美，在美国大学读书。当时日本国内正掀起自由民权运动，他在美加入了主张自由民权的自由党，在旧金山成立爱国同盟会。回国后，办该会刊物《十九世纪》。1893～1895年，他又渡美。孙中山便是在这个时期与他结识并开始往来的。
菅原在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中虽然不占重要地位，但孙通过他结识了许多日本人士。从这种意义来说，菅原在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中占有一定的地位。1895年10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于11月17日偕陈少白、郑士良抵横滨，成立兴中会分会，开展革命活动。孙中山在这一异国他乡和菅原重逢。菅原殷切地招待了孙中山。12月中旬，孙中山要赴檀香山，郑士良要回香港，行前孙中山请菅原多加关照陈少白。于是，菅原把陈少白介绍给曾根俊虎[2]。曾根俊虎经小林樟雄的介绍，和宫崎滔天相识。曾根又把陈少白介绍给宫崎滔天。1897年7月，宫崎滔天通过陈少白和孙中山相识。孙中山又通过宫崎滔天结识了犬养毅、头山满、大隈重信等日本朝野各界人士。孙中山结识日本朝野各界人士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在檀香山和菅原传的偶然相遇，却成为这一必然的连锁性反应的起点。从这点来说，我们不可忘记菅原传。
1900年10月6日，郑士良按孙中山计划，在惠州三洲田起义。孙中山在台湾要求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帮助解决军械运回国内。但10月19日成立的伊藤博文内阁致电台湾总督，不许其向孙提供军械。孙得知此情况后，于10月23日特意致函菅原传，内称：“闻贵同志已握政权（按：指伊藤内阁成立），而吾人义兵亦起……今特托足下代转求贵同志政府暗助一臂之力，借我以士官，供我以兵械，则迅日可以扫除清朝腐政，而另设汉家新猷矣。”[3]这里也可以看出，孙中山对菅原传是很信任的。
菅原传于1898年在官城县当选为日本众议院议员，此后连续当选达十六次。1924年，日本的第一个政党内阁——加藤高明内阁成立后，他任海军参与官，在日本政党政治舞台上活跃过一个时期。
1913年至1916年孙中山在东京时，菅原传数次访孙中山叙旧。可见，孙中山与菅原传的交往有十余年的历史。
2.孙中山与中川恒次郎
孙中山在其革命活动中，和日本的官方机构第一次接触是在何时？第一个接触的官方人士是谁？是1895年3月1日，孙中山登门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拜访中川恒次郎领事。
1895年1月，孙中山从檀香山回香港，联合三合会，准备在广州起义。起义需要武器，孙中山的兴中会和会党三合会，除在反清问题上有共同之处外，在获得外国武器方面也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当时从中国国内获得新的武器是办不到的，只有依靠外国。孙中山与外国及海外华侨有来往，有通过他们获得武器的可能。但三合会是土生土长的会党，没有孙中山和兴中会那样的海外关系，因此想通过孙中山获得新的武器。这样，解决武器问题变得更为迫切。孙中山为解决武器问题，经日人介绍，3月1日毅然登门日本驻香港领事馆，会见了中川恒次郎领事。此后，孙中山数次去日本领事馆。中川领事就把孙中山所谈的情况及对孙中山、三合会应采取的政策，于3月4日和4月17日向通商局局长原敬报告。[4]据此报告可知，孙中山向其说明了他欲与康祖诒、吴汉涛、曾纪泽之子等人在广东推翻清朝统治，而后建立“共和国”之意图，希望日本提供二万五千支步枪和一千支短枪。但中川没有支持孙中山，没有答应向其提供武器的要求。
中川为什么没有支持孙中山？其理由有三条：
一、中川认为，起义领导人没有才干和威望，各派之间的联络也不充分，起义的准备也不完备。因此他称孙中山的两广独立后建立“共和国”之说为“空中楼阁。”
二、中川认为，当今日本没有向各处扩大势力的余地。即使在此地举事，开放内地，日本国民也不可能在此地扩大通商，相反，他国商人却可坐享渔人之利。
三、中川认为，此时日中两国正在下关交涉甲午战争的媾和问题，在媾和条约中必定涉及开辟新商港等问题。言外之意是，用不着通过对孙中山起义的支持来扩大日本在两广的权益。[5]
据这三条理由，日本虽然没有支持孙中山，但指出“若清国在北方聚集军队，坚决抵抗我方，则在南方让彼（指孙中山——笔者注）等举事。这不失为造成后顾之忧，以消其势之一策”。[6]这就说明，日本政府即使“支持”孙中山，提供武装，也是从日本的利益出发的。日本是想借孙中山的起义牵制北方的清政府，以便达到甲午战争的目的。
无产阶级革命也好，资产阶级革命也好，近代的任何革命运动都需要国际上的声援和援助。孙中山的革命也不例外。那么，孙中山为什么想得到日本的援助？首先，据《上李鸿章书》来分析，这时孙中山对日本有了解，希望中国也像日本那样早日建立近代化的国家。因此对日本抱有希望，希望日本支持他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其次，革命领导人在发动起义时都会考虑起义的客观条件，尽量选择对己有利的时机发动起义。孙中山也不例外。此时正是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李鸿章和日本的伊藤博文、陆奥外相在下关交涉媾和条约，清朝和日本的矛盾空前激化。把推翻清朝统治作为革命第一目标的孙中山，无疑考虑过利用这一矛盾。再次，日本距中国近，且是个军国主义国家，有武器。这三种因素，促使孙中山想从日本那里得到武器的援助。
但是，日本没有“支持”孙中山，没有提供武器。如果孙中山的起义能够推翻清朝统治，而且有利于日本的对华政策，那么，孙中山与日本的不同目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暂时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当时没有具备这两种条件。因此，孙中山从日本得到武器的目的未能实现。
甲午战争后，情况则发生变化。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清朝，迫使其割让辽东半岛。但是，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下，把辽东半岛一时归还给中国。这便说明，日本虽然是战胜国，但它不是真正的强国。它怕列强，怕中国，怕沉睡的狮子——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猛醒过来，向日本报复。因此，日本采取种种措施，防止中国强大起来。其一计便是利用中国南方的哥老会、三合会等会党，从背后牵制清政府。[7]
日本在侵华政策中利用会党和各种秘密结社是由来已久的。前述的曾根俊虎是其先驱之一。据他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1884年派小泽溪郎（化名泽八郎）在福州一带和哥老会联系，企图一举占领福州。甲午战争时，研究、调查会党和秘密结社的著作相继问世，如1894年9月出版的宫内猪三郎的《清国事情探检录》，1896年12月出版的小说《释元恭》等。这些著作和小说都涉及哥老会等会党，提出日本要在对华政策中利用它们的问题，并很快反映到甲午战争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之中。
日本政府决定，利用中国的会党，从南方牵制清政府。为此，先要调查中国的会党和其他秘密结社。由于日本政府直接出面调查此事会影响和清朝的关系，故负责此项工作的外务省从其秘密经费中拿出一笔费用，交犬养毅办理此事。犬养毅便让宫崎滔天、平山周、可儿长一，三人去中国南方调查。宫崎滔天在中国的调查不太顺利，但获悉孙中山从英国回到横滨的消息，于是他立即搭船回横滨。
宫崎滔天在横滨找孙中山的最初目的是为调查会党和秘密结社。兴中会也是反清的革命团体，因此宫崎滔天把孙中山也当作秘密结社的一位领导人。宫崎滔天和平山周见到孙中山后，立即去东京，向犬养毅报告了调查和见到孙中山的情况。犬养听后颇为高兴，说：“这实在是好的收获。无论如何，去见外务次官小村寿太郎，说刚回来。并把孙在横滨之事也告诉他。对大隈[外相]由我说。是否让小村见一次孙？”[8]宫崎滔天同意，立即跑到外务省，对小村外务次官说：“此次带来了孙，这比中国秘密结社的千百份报告都要实在。若需要，明日即可陪他来，请尽速会见。”[9]可是小村次官不敢会见孙中山，让宫崎滔天把他隐藏在横滨附近。宫崎滔天把小村的意见转告犬养。犬养听后大为生气，立即跑去，说服外务省。结果以外语教师的名义，请孙中山到东京居住。
在历史发展中，目的和结果有时是一致的，但有时是完全相反的。宫崎滔天初见孙中山的目的和后来与孙中山的关系是完全相反的。滔天在孙中山的共和思想感召下，逐渐与孙中山的思想产生共鸣，开始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对此，犬养毅说，去拿木乃伊的反被木乃伊抓住了。这一事实说明，孙中山与宫崎滔天的初次相见也打下了这一时代的烙印。
从孙中山见中川领事到宫崎滔天见孙中山的三年里，日本对孙中山及其革命党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变化。但这一变化中不变的是日本的侵华政策：对日本的侵华政策有利便支持孙中山，对日本的侵华政策不利则不支持。这就是日本政府对孙政策的根本原则。这一原则从1895年孙中山第一次和日本官方机构接触以来一直没有变。孙中山与日本的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的接触，便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3.孙中山与南方熊楠
孙中山和日本人的接触是多种多样的。他不仅与政界、军界、财界和大陆浪人接触，而且和日本的知识分子也有来往。
孙中山结识的日本知识分子中，有一位叫南方熊楠。南方熊楠（1867—1941），和歌山人。他是世界上有名的大生物学者。17岁入东京大学预备校，1886年渡美上大学。他是一位黏菌专家，提出有关黏菌的报告150余篇。同时又博学多才，除生物学外，还研究民俗、考古、天文，会英、法、德、俄、意、汉等多种语言。他撰写的《远东的星座》一文，1893年在英国获得伦敦学会的一等奖，一举成名。
孙中山于1897年3月16日，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部主任道格拉斯的办公室初次见到南方熊楠。[10]而南方熊楠早在1896年11月9日，通过孙中山被囚禁于清驻英使馆之事，便闻知孙中山的大名。[11]
据南方在伦敦时的日记，孙中山与南方会晤二十四次。两人不是在大英博物馆，就是在南方住所会晤，或者一道去参观，或者游园，或者一起去餐馆用餐，关系密切。南方同情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对孙热心相助，在孙中山即将离开伦敦经加拿大赴日本时，设法协助孙中山。6月29日，南方偕孙访镰田荣吉，请镰田把孙介绍给日本的冈本柳之助。镰田写道：“持有此信的中国人孙逸仙去东京，请接洽。”[12]同一天晚上，又访田岛担，请他把孙介绍给日本的菊地谦让。翌日，又把将孙介绍给佐藤寅次郎的信交给了孙。南方的这种热情协助，无疑是孙中山赴日，把日本作为革命活动基地的一个因素。
孙中山对南方的同情、协助颇为感激，离伦敦前夕，即6月27日，挥笔写下“海外逢知音南方学长属书香山孙文抒言”一词，赠送给南方，表达他对南方的谢意。[13]
孙中山与南方熊楠的此种友谊，是有思想基础的。南方在美国大学中途退学，作为马戏团的职员周游中美、南美、墨西哥、西印度群岛、古巴等地，还在古巴当过革命军的士兵。这种经历对南方的思想是有影响的。1897年孙中山初次见南方时问他：“一生之所期为何？”南方答：“愿我东方人一举将西洋人悉逐于国境外。”[14]南方是民族自尊心很强的人，对西洋人入侵东方，深觉厌恶。1897年11月，德国以教案为借口侵入山东。南方认为：“有德国人占领胶州湾之事，东亚民族为之气焰不昂。”[15]其时大英博物馆里有人轻侮南方，南方一怒之下，在500余名读者面前痛殴其人。这表明，南方有东洋人的正义感，性情刚直豪迈。
孙中山于1897年7月2日离开伦敦，8月16日抵东京。南方于1900年10月15日回到日本。南方得知孙中山居住在横滨，即致书约见。此时正是惠州起义失败，孙中山刚从台湾回横滨不久。但是，12月11日孙中山复函南方：“欣闻回抵故乡，至为快慰。至盼尽早与君相见，互相诉说近数年来个人情况。我于上月甫自台湾归来，可能不久又将离此他往，但如君不能前来东京，我在启程前当前往拜访。”[16]孙中山于翌年2月13日，偕兴中会横滨分会干部温炳臣，同往和歌山拜访南方。南方设宴招待孙。两人欢谈数次。15日孙中山离和歌山。南方特到车站握手话别。
同年4月9日，孙中山离日本赴檀香山。因念念不忘南方，在檀香山采集地衣标本，赠送给南方。南方获得这一珍奇植物，欢喜若狂，立即致书孙，询问地衣生长的环境。孙中山6月17日回到日本后，7月1日致函南方，告其生长的环境。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南方获悉起义消息后，于10月14日致书柳田国男，谈及此事，说如形势稳定，想去中国看一看。[17]南方和孙中山曾有约定：“如他（指孙中山——笔者注）的事业成功，把广州的罗浮山搞成世界性的植物园。”[18]为实现这一约定，南方表示“如他的地位早日稍微稳定……想去他的国家”[19]，并致书友人，多次表示去中国的意愿。这表明了南方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同情和对革命后中国的期待。
饮水不忘掘井人。1913年2月孙中山访日，致谢曾经协助其革命事业的日本人士。此刻，孙中山也没有忘记南方这位学者，他通过伊东代知转告南方：到和歌山看望老友。但这时南方患眼病，行动不便，因此两人未能重逢。
孙中山与南方熊楠的友谊和交往，表现了孙中山对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以及他尊重科学、尊敬科学家的精神。
4.孙中山与秋山定辅
秋山定辅是一般中国人不大熟悉的人，但他是曾经协助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日本友好人士，在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秋山定辅（1868—1950），冈山县仓敷市浜田町人。1890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毕业，1893年创办《二六新报》，四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在日本的报界和政界有一定的影响。
孙中山与秋山定辅交往已久。1899年，秋山经中西政树[20]和宫崎滔天的介绍，和孙中山相识。秋山与孙的相识和“布引丸”事件有关。1899年正是美西战争时期，孙中山为援助菲律宾起义军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日本购买一批武器弹药，运往菲律宾，并将此事委托给犬养毅。犬养毅又委托中村弥六代办。中村弥六是长野县出身的议员，他通过大仓喜八郎，从大仓商事会社购买了一批军械，而大仓商事会社是从日本陆军购买的。可是，把这批军械运往菲的“布引丸”赴菲途中，在浙江马鞍岛海面上沉没。沉没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是触礁，二是遇上暴风雨。这是表面现象。其实，这一事件是中村捣鬼的人祸。中村从大仓商事会社购买的是不能用的枪支弹药；陆军也是把它按不能使用的废铁价钱卖给大仓商事会社的。但中村贪财，把它作为能使的枪支弹药来卖给孙中山，从中捞了一笔钱。中村为掩盖这一丑行，故意雇了船主也不敢保证的破旧小船“布引丸”，致使它在航行中沉没。[21]后来日本的《万朝报》揭露了这一内幕，引起强烈的社会舆论。因为此事，中村弥六辞去一切公职。
当时，秋山不认识孙中山，但他读了这一报道后非常气愤，并同情被骗的孙中山。恰在此时，中西政树和宫崎滔天来，谈及“布引丸”事件，并“希望一定见孙文”。[22]秋山出于同情，和孙中山会晤。
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领袖地位是在民主革命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因此，秋山对孙中山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秋山见孙中山后，开始不大相信他能领导中国革命，因此，从各方面考察孙中山。例如，他认为孙中山体弱，其体质不能承担领导革命的重任。因此，秋山先试他的体质。有一次，秋山偕孙中山从神田的锦町徒步去筑地本愿寺附近请他吃饭。这一路较远，但孙中山走得很快，且走到目的地。从此，秋山相信孙中山有领导革命的体质。后来，孙中山还参加过秋山组织的摔跤运动（其名单中有孙逸仙的名字）。[23]秋山从中学起受欧美教育，英语较好，因此，两人都用英语交谈。这更加深了秋山对孙中山的理解。秋山在自述中说：“随着交往的加深……我了解了孙文所具有的伟大的天赋、革命的指导精神、坚强的意志、洋溢的热情、值得尊敬的信义及其他长处和优点”[24]，并得出：“实际上完成中国革命的人，具有其实力和资格的人，除孙文之外没有第二个人”[25]。这样秋山对孙中山的认识，从感性到理性，从革命的角度协助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成立大会是在东京赤坂区灵南的日人坂本金弥[26]宅召开的。坂本为何给成立大会提供此种方便？这与秋山有关。坂本是秋山的好友。秋山的《二六新报》1895年6月因财政困难一时停刊，1900年2月复刊。复刊时坂本提供了一笔资金。1904年7月秋山在成立研究亚洲问题的樱田俱乐部时，坂本又提供了经济援助。1905年，坂本任东京二六新闻[27]社社长。这些事实说明，坂本与秋山的亲密关系非同一般，坂本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提供同盟会成立大会的会场，是在秋山的影响和支持下做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秋山也支持了同盟会的成立，做了有益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事。
同盟会成立后，准备发行《民报》，需要印刷机。孙中山找办报的秋山帮助解决。秋山欣然答应，从东京京桥的金津机械屋购买印刷机，赠送给孙中山。几天后，孙中山又请其帮助解决铅字及字版架，秋山一一答应，并及时送往。可见，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民报》，是在秋山定辅的直接热情帮助下问世的。我们在迎接《民报》发行八十一周年之际，衷心地怀念这位友好人士。
秋山与宫崎滔天等支持孙中山的大陆浪人也有密切关系。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最先是在秋山的《二六新报》上连载的，他本人也在二六新闻社工作过。1906年9月，宫崎滔天、萱野长知等创办《革命评论》，介绍了中国和俄国的革命。他们把每期出版的《革命评论》赠送给秋山。[28]宫崎滔天和秋山的此种关系也说明了秋山与孙中山以及中国民主革命的关系。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与秋山定辅的关系愈加密切。1906年10月6日，孙中山挥笔写下“得一知己可以无憾秋山定辅先生孙逸仙”，赠给秋山。不知何时，孙中山还赠送了“允执厥中”一词。这些条幅，秋山定辅之子秋山一当作至宝，完整保存至今。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与革命党为解决革命所需的资金和军械，通过各种渠道，借日本的贷款。据秋山说，他通过与三井的元老益田孝、中上川彦次郎等要人交涉，为孙中山借款三百万日元。具体手续是三井物产公司上海支店长藤濑政次郎及高木陆三郎和南京临时政府办理的。借款抵押是大冶铁矿。[29]这笔借款后来是南京政府从横滨正金银行借八百万日元偿还的。这是秋山单独办的，还是和其他人一起办的，一时搞不清楚。三井财阀贷款给孙中山是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是经济侵略的一种形式。但对秋山来说是为了支持和协助孙中山的。同一种现象中包含着两种目的，应该加以区别。
1913年2月，孙中山访日。其目的：一是答谢曾协助他的革命事业的日本朝野人士，二是考察日本的铁路等经济事业。孙中山原计划1912年秋访日。据《大阪每日新闻》的报道，孙文一行于11月13日搭春日丸由上海启程，经神户上东京。当时东亚同文会、中国问题研究会、神户商工会议所等团体相继做出迎接孙中山的决定，并做好了准备。宫崎滔天也直接参与了接待的准备工作。但执政的西园寺公望内阁决定，即使孙中山访日，日本政府的首相、陆海军大臣等政府要人也不予接见。言外之意是不欢迎孙中山访日。其原因是：一、日本和列强已经承认和支持了袁世凯，如果把孙中山作为国宾欢迎则必然影响和袁世凯及列强的关系；二、如秋山分析，日本的官僚和军阀厌恶革命，忌讳革命家。[30]而且孙中山是共和主义者，和日本的天皇制对立，因此更加不受欢迎。
孙中山即将访日，但日本政府不欢迎。应该怎么处理为好？此时桂太郎出面，找秋山定辅，让他到上海说服孙中山，暂缓访日。桂太郎是否受西园寺首相委托办理此事？尚不清楚。据秋山分析，桂太郎此时有建立对华国策的宏大抱负，如孙中山访日而政府要人不接见，会使孙中山感到莫大的失望，且损害日中两国将来的命运。因此桂太郎对此非常痛心，[31]请秋山立即赴上海，说服孙中山暂缓访日。秋山欣然答应了。[32]
秋山以去京都观赏红叶为借口，准备偕夫人悄悄赴上海。但离东京前夕，三井财阀的三井八郎右卫门等请秋山赴晚宴。秋山去三井宅时，桂太郎也在座。[33]这说明，孙中山访日之事和三井也有关系。三井财阀借孙中山来日之机，想成立日中合办的投资公司——中国兴业股份公司。[34]因此借秋山赴上海之机，插了一手。
秋山夫妇抵上海后，三井物产公司的上海支店长藤濑政次郎迎接并接待。秋山夫妇住在法租界的三井公寓。孙中山也在法租界。秋山去孙宅，说明来意，并说服孙中山暂缓访日。孙中山听到后，颜色更变，他说，一切都准备就绪，二三天后搭春日丸启程，坚决不同意秋山的意见。秋山未能说服孙中山。第二天，孙中山来三井公寓访秋山。孙中山说，不接见那些政府要人也可以，只去见见曾住宿过的房东大娘也可，此外还想登富士山。秋山拿出孙中山赠送他的“得一知己可以无憾”一词来说服他，但孙中山还是不同意。秋山最后以革命尚未成功的道理终于说服了孙中山，并约定一年后再访。[35]
孙中山出于政治原因暂停访日，但致电宫崎滔天：“因病延期日本之行。”[36]滔天当时不知道其内幕，一时不理解其本意。
秋山回国后，以桂太郎为中心，积极活动。[37]恰巧是年12月反对孙中山访日的西园寺内阁下台，21日桂太郎组阁。桂太郎支持和同意孙中山访日。孙中山于1913年2月14日，作为日本的贵宾访问了日本。
孙中山访问日本的前后，在日本爆发了第一次拥护宪政运动，即大正政变。此次运动是以报界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反对藩阀统治，要求实现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制，斗争锋芒直指桂太郎的藩阀内阁。桂内阁在此次运动冲击下，于孙中山抵日的前三天即2月11日下台；2月20日，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组织新内阁。但孙中山访日之事已在桂内阁时期决定，孙中山照计划实现访日，并和桂太郎举行了重要的政治会谈。孙中山与桂太郎的会谈是这次孙中山访日的一大收获。此次会谈的内容，尔后评述。
二次革命失败后，自1913年8月至1916年4月孙中山居住在日本。这一时期，和孙中山形影不离的日人是萱野长知、山田纯三郎、和田端等人。1915年3月，秋山当选为国会议员，在日本政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孙中山曾数十次亲自去东京大井土佐山的秋山宅访问过他。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对其访问的日期和时间，有较详细的记载，但会谈内容则无记载。
这时期孙中山在日准备第三次革命，争取日本政府和军部在资金和军械上的援助。但日本方面怕影响对袁世凯的关系，没有“援助”孙中山。1915年年底，中国西南地区相继宣布独立掀起反袁运动的高潮。这时，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政策从支持袁世凯转变为反对袁世凯。为此日本政府和军部“支持”和利用孙中山与革命党反对袁世凯。于是日本财界也跟着改变态度，向孙中山提供贷款。此时，居正在山东举兵，陈其美在上海准备起义，孙中山急需一笔资金和军械。此时帮助孙中山解决燃眉之急的是秋山定辅。据日本外务省档案的记载，1916年3月10日，孙中山从日本久原财阀借到了一笔贷款。[38]据秋山自述，秋山从中起了重要作用。辛亥革命时期，三井、大仓组等财阀曾经向孙提供过贷款，但孙中山未能巩固革命，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了。因此，这些财阀不敢再给孙中山贷款。于是秋山想找久原财阀，但他和久原没有交往。秋山的同乡加藤达平在久原矿业公司任工程师，深得久原房之助的重用。秋山通过加藤达平，把希望给孙中山贷款之意转告久原房之助。久原即刻同意，并到秋山宅会晤秋山，商议贷款之事。此后，孙中山和秋山在久原处商定贷款七十万日元。但久原给孙中山送来的是八十万日元。[39]孙中山将四十万日元通过台湾银行立即汇给上海的陈其美，用于革命活动。当时孙中山和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也有接触，并准备给山东的居正和汕头地区送一批武器。这便说明，孙中山是用这笔贷款从日本陆军购买了一批武器。
久原财阀给孙中山贷款的目的是扩大在中国的经济权益。因此，借款不能不抵押权益。抵押的是四川省的矿山权益。加藤是矿业工程师，曾在四川省进行过探矿活动。可见，这一抵押和加藤达平有关。
这时期，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是陈其美。秋山虽然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但除孙中山之外，与其他革命党人不大来往。秋山在孙中山的介绍下认识了陈其美，并和他有了来往。陈其美给秋山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他说，“陈君对我来说实在是不可忘记的人，是怀念、喜欢、可惜”[40]的人。秋山评价陈其美是非常谦虚的革命的实践家。1915年，陈其美离开东京回上海，领导国内的革命。临行前，陈其美访秋山。秋山设便宴送行。陈其美非常感激他对于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支持，写下“道义行天下秋山先生属陈其美”一词，赠送给秋山纪念，表达了陈其美对秋山支持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谢意。秋山非常喜欢这一题词，把它当成至宝保存，并在中国客人来访时把它特意挂在屋里，以表达秋山对陈其美的怀念和钦佩之情。
1924年11月，孙中山访日，在神户做了“大亚细亚主义”的演说。秋山亲自到神户，拜访孙中山。孙中山此时已经身体欠安，只喝菜汤。秋山劝孙中山，去九州别府温泉疗养。[41]孙中山答道，去北平办完事后再回到别府疗养。[42]孙中山进北平后病情恶化，准备动手术。秋山致电孙夫人，“决不要动手术”[43]。但这一电报在动手术后的第二天才到孙夫人手中。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秋山接到讣告后非常绝望，他说：“这与其说是孙文之死，不如说是我的死。破灭了，几十年的苦心惨淡和努力化为泡影了。理想也好，目的也好，都被打碎了。眼前变得乌黑，一切希望的曙光都消失了。”[44]秋山的这一番话表明：秋山对孙中山的期待是多么高！也表明了秋山对孙中山逝世后中国民主革命前途的忧心。
那么，秋山定辅为什么支持孙中山？其思想基础是什么？
首先，秋山是富有正义感的人。人有正义感，才有同情心。他从一开始认识孙中山，“既不是因为理想，也不是因为道理，而是出于同情认识了他”[45]。同情心是感性的东西。感性是理性的基础，没有感性就没有理性。后来两人的感性认识在相互交往中日益加深，秋山听孙中山的理想和革命哲理就能理解，就能接受。两个人的思想逐渐有了共鸣。后来，如秋山所说：我想说的他就说，他想说的我说，分不清是谁说的。[46]
其次，秋山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不是单纯的超阶级的，而是与秋山的经历和思想有关。秋山是商人家庭出身，上大学时其父破产，他完全靠自己的勤工俭学学习和生活，并且负担了其父的生活开销。那时，他冬天也穿夏天的衣服，可以说是穷学生。这种生活经历使他了解社会，了解民众，从而产生了进步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便表现在1900年2月复刊的《二六新报》上。这时的《二六新报》，反对藩阀的统治，揭露三井财阀，冲击大烟草商岩谷天狗，提倡自由人权，主张废除娼妓。因此，深得社会的支持。《二六新报》与20世纪初的日本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也有密切的关系。1901年4月3日，《二六新报》在东京向岛主办了工人恳亲大会，两万余工人和群众参加。日本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片山潜（后来成为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动员六千多名工人参加这次大会。明治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西川光二郎、安部矶雄、荒田寒村及友爱会的领导人铃术文治等都和《二六新报》有过联系。这些都说明，20纪初的《二六新报》确有进步性。因此它的发行量也达十五万份，成为当时亚洲发行量最大的一个报纸。
这一时期的《二六新报》与宫崎滔天也有密切关系。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和《狂人谭》从1902年2月至10月相继连载于《二六新报》，滔天也于同年10月在《二六新报》工作过。因此，滔天对这一时期的秋山评价较高，称他为工人的朋友，说他如果按这个时期的精神继续奋斗下去的话，就会成为工人之神。滔天还称赞他为和德富苏峰一样的“不易得的人”。[47]我们从滔天对秋山的这种评价中也可以看出，他支持和协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思想基础。
再次，秋山的国际观和亚洲观是他支持和协助孙中山的思想基础。秋山从中学到大学受了西洋文明的影响。他在学校学的是西洋的历史和“弱肉强食”的哲理及生存竞争的进化论。但在1908年2月至8月、1910年夏天至1911年2月两次游历欧美后，他的世界观产生了变化。他开始抵制西洋的哲理。他认为，西洋的“不是吃掉别人，就是被别人吃掉”的世界不是我们理想的世界，“既不吃掉别人，也不被人吃掉的世界是人类的理想。作为一个人，应该遵守的最重要的铁的法则就在于此”[48]。从这哲理和理想出发，秋山主张“不侵略别人，又不被人侵略”的做法。他说：“被人侵略是侮辱自己，污损家的名誉，侮辱祖先。既不吃掉别人，又不被人吃掉，西洋的道德、哲理、和平就在于此。”[49]他批评西方列强说：“把无防备的弱的邻居，乘其虚弱之机屠宰，这并不是能耐。只有互通有无，才有和平和幸福。西洋人就忘记了这一重要的建国哲理。”[50]他谴责西方列强对埃及、印度及东方的侵略，希东方人不要学习西洋人的那一套。秋山是1938年即中日战争的第一年作为回忆自述了这一番话的。他没有直接指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无疑是不足之处。但在法西斯统治下，公开自述这一番话也是需要勇气的。
秋山从上述的国际观和亚洲观出发，谈了他对推翻清朝统治的孙中山革命的看法。他说：“推翻清朝也可以，搞革命也可以。但在东洋，在中国，有中国独到的哲理和道德。这一哲理不是强者杀戮弱者，以我们的话来说是仁义。革命就是仁义。如果要完成伟大的事业，就自觉地认识其伟大的使命，并抱着将这真理告诉给世界的目的，来进行中国革命为好。”[51]可见，秋山是抱着一种哲理和理想支持和协助孙中山的。
秋山的这种哲理和理想，和孙中山的哲理和理想有共同之处。孙中山也是富有理想的人。因此，正如秋山所说：“两者的想法完全一致，就共鸣起来了。”[52]秋山还说，在两人的谈话中，秋山说了多少，孙中山说了多少，后来完全分不清了。而且“哪一个是中国革命，哪一个是日本革命，也分不清了。是孙文的革命？还是秋山的革命？是自己干的，还是被委托干的？也分不清了。当时的心情是孙文是我在中国的代理人，同时，在日本我成为他的代理人，在日本要做的事，不论什么事，都由我来做了。”[53]这些话难免言过其实，但却反映了秋山对孙中山的友好情谊和两个人的亲密关系。
5.孙中山与桂太郎
孙中山在和日本政治家、军人的来往中，直接和首相、陆军大将一级的大人物接触并会谈的只有桂太郎一人。
桂太郎是陆军大将，三次出任首相，在陆军中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任首相时，缔结日英同盟，进行了日俄战争。他是赫赫有名的军人政治家。
1913年2月孙中山访日时，和他举行了数次会谈。孙桂会谈在中国的民主革命及近代中日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两人的会谈又涉及对孙中山政治活动的评价，但学界在过去的研究中往往回避这一问题。我们应该正视为好。
要研究孙桂会谈，先要了解其背景及实现会谈的过程。如前所述，孙中山暂缓访日和实现访日，都与桂太郎和秋山定辅有密切关系。那么，桂太郎与秋山定辅又是什么关系？他们的关系与孙桂会谈又有什么关系？我认为，1913年的孙桂会谈是1911年桂太郎和秋山会谈的继续。因此，应先研究秋山和桂太郎的关系及桂和秋山会谈的问题。
桂太郎是日本陆军的鼻祖、山县有朋系的藩阀。《二六新报》和秋山在20世纪初是反对藩阀势力的。因此，桂太郎第一次（1901年6月至1906年1月）和第二次（1908年7月至1911年8月）任首相时，他和秋山是对立的。[54]尤其是第一次任首相时，即1902年，桂太郎压制了秋山和《二六新报》要举办的第二次工人恳亲大会，并拘留了秋山。[55]因此，两者更为对立。但秋山两次游历欧美后，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56]变化之一是从反藩阀转变为与藩阀妥协。他考察欧美后认为，日本与欧美相比是小国、弱国，因此现在不是国内各种势力相争而是应举国一致共同对外的时期。这种思想是他与桂妥协的一种原因。变化之二是对东洋文化、文明及精神的重视。秋山考察欧美后认为，欧美的物质文明是好的，但精神文明比东洋差。因此回国后重新学习汉学和佛教，并提倡“既不吃掉别人，又不被人吃掉”的大亚细亚民族大联合的大亚细亚主义。这是他和桂太郎合作的另一种原因。正是以上这两种原因促使了秋山和他昔日的“政敌”妥协合作。
秋山从欧美回国后，将其见闻和想法报告于山县有朋。山县让他和桂太郎商议。这样，秋山和桂进行了三个晚上的通宵会谈。会谈的时间可能是1911年8月以后，即桂太郎辞去首相之后。第一个晚上和第三个晚上谈的是中国问题和世界形势，第二个晚上谈的是秋山与桂太郎过去的关系。据秋山回忆，就中国问题秋山向桂太郎提出：
一、清朝已显衰亡之相，正濒临崩溃。今四亿民众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二、欧美列强将乘机侵略中国，企图把这一亚洲最大民族变为他们的奴隶。
三、孙中山一派革命党直面中国民族危机，正舍命努力，拯救民族，拯救国家。
四、推翻清朝、建设新中国的思想触动了多数有知识的中国青年，培养了一大批力量。
五、中国革命形势是一触即发，日本和中国是同文同种，在中国民众觉醒起来进行革命之际，日本应该援助他们，并且朝着亚洲民族的共同理想迈步。[57]“这是日本的唯一国策。”[58]
对此意见，桂太郎表示同意，并且说“没有拿剑解决的意思”[59]。言外之意是他没有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意思。
1921年宫崎滔天在《桂太郎与孙逸仙——媒人秋山定辅》一文中专门提及桂和秋山会谈，说秋山君提出而桂公同意的是：
一、“以解决支那问题为目的，[桂]再度任首相之职。”
二、“任首相之职不应靠天皇的一声令下，而应组织新党，以立宪的态度取天下。”
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同士，要与孙逸仙肝胆相照。”[60]
滔天还说，为实现这三项任务，还成立了新的政党——同志会。
从秋山的回忆和滔天的说法来看，桂和秋山会谈的内容，一是支持孙中山解决中国问题；二是桂和秋山合作，建立新的政党。这两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61]是桂和秋山合作的两个方面。如前所述，秋山支持和协助孙中山解决中国问题是真的，但桂太郎对此是否真正同感，尚搞不清楚。
桂与秋山会谈和孙中山访日及孙桂会谈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桂和秋山的会谈，也许不可能实现孙中山访日和孙桂会谈，因为秋山对孙中山和中国形势的分析与意见，对桂太郎的对华及对孙中山的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说，桂与秋山会谈是孙中山访日及实现孙桂会谈的背景，也是前提。
下面，把孙桂会谈的情况考察一下：
一、会谈的次数。据会谈的翻译戴季陶回忆，是两次共十五六个小时。据秋山回忆，是三次。滔天说是数次。确切的次数，一时搞不清，但可以说至少两次，或者两次以上。
二、会谈的日期。吴相湘的《孙逸仙先生传》，拟为2月16、17日。《国父年谱》增订本说是，2月20日和3月2日应桂太郎的邀请赴宴。《秋山定辅传》的编者认为，孙中山2月28日去国府津，3月1日回东京，回东京途中在箱根会谈一次的可能性也有。
三、参加会谈的人。除桂孙外，戴季陶作为翻译参加了会谈，这是确实的。秋山自己在自述中没有说参加，也没有说未参加。《秋山定辅传》的编者认为，桂的女婿长岛隆二和秋山定辅参加的可能性大。因为当时就孙中山问题这两人和桂太郎的关系最近。这也有可能，但不能下结论。
四、会谈内容。对此，戴季陶的《日本论》记载较为详细，归纳起来，桂太郎说了以下六点：[62]
1.以日德同盟取代日英同盟，将来与美斗争，打倒其霸权；
2.以日德同盟为核心，结成日中德奥同盟，解决印度问题；
3.日本不侵略中国；
4.日中两国提携，保障东半球的和平；日中土[耳其]德奥提携，维护世界和平；
5.袁世凯是民国和孙中山之敌，但是，现在立即举事将百害无一利；
6.全力援助孙中山的铁路干线建设事业。
宫崎滔天在孙中山访日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了解孙桂会谈的内容，据他说：“桂公和孙文在东京三田桂邸的一室会晤数次。两人完全是肝胆相照。桂公提出援助孙文实现大东洋政策；孙文提出和日本提携建设新中国，誓要实现他的大亚洲主义主张。”[63]滔天还说，孙中山结束访日回上海时，虽然排日货猛烈，但孙中山对记者讲大亚细亚主义，力说日中提携。
宫崎滔天之子龙介也在《回忆孙文》一文中提及桂与秋山会谈，说桂提出四条意见。其内容与上述戴季陶书中所忆差不多，但多了一点，即桂以国内舆论为背景，建立大政党，进而组织强有力的政党。[64]
以上是桂太郎对孙中山所言。那孙中山对桂太郎说了什么？据胡汉民回忆，孙中山说：“就大亚细亚主义之精神言，实以真正平等友善为原则。日俄战前，中国同情于日本；日俄战后，中国反不表同情。其原因：在日本乘战胜之势，举朝鲜而有之。朝鲜果何补于日本？然由日本之占领朝鲜，影响于今后之一切者，不可以估量。此种措施，为明智者所不肯为。”对此桂答道：“余此次受命组阁，仅三月。使余能主政一年，必力反所为，有以报命。”[65]
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来日。此时桂太郎患病。他派其女婿长岛隆二给孙中山传话：“我现在患病，病愈后再次拿日本天下。如不拿天下就不能实行真正的誓约。请暂候我痊愈后拿天下之时。”[66]但是，桂太郎于是年10月10日病故。桂太郎临终时还说，“我不能倒袁扶孙，成就东方民族独立的大计，是我生平的遗恨。”[67]而孙中山惊悉桂太郎逝世后也说：“日本现在更没有一个足与共天下事的政治家，东方大局的转移，更无望于现在的日本了。”[68]孙中山准备送花圈，对桂之死表示哀悼，但考虑社会舆论，最后没有送。
宫崎滔天也对桂之死表示惋惜。1921年他说：“对日中两国来说，可谓一大不幸的是桂太郎之死。如桂公还在世，无须说中国革命将如愿告一段落，也不会发生如今日中两国间之葛藤，两国亲善之果实，将令欧美人羡望，但天无情！”[69]
从当事者的回忆和评价来看，桂太郎确实说过支持孙中山，实现中国革命的诺言。听其言，观其行，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一种原则。我们不敢轻信日本的大军阀桂太郎的诺言。其目的何在？其真意是什么？但我们也不能否定他说的诺言。桂太郎下这一诺言后不久逝世。后人没有见到其具体行动。因此不敢断言。
但不可否定孙桂会谈对孙中山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孙中山主张日德联盟，反对对德宣战，一直把英国当作最大的仇敌。孙中山在孙桂会谈后较为明显地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中日提携的大亚细亚主义。
当前史学界，对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这种不同的看法和评价必然涉及孙桂会谈，涉及对桂太郎的看法。这些问题，一时难于下结论，有待研究。
本章第一节原载于《历史研究》1990年6月；
第二节原载于《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第三节原载于《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第四节原载于台湾《国史馆馆刊》1996年12月；
第五节原载于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下册，中华书局1989年。
注释
[1]《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2]曾根俊虎是原海军少尉，在参谋本部海军部任过职。他在中国搞过军事调查，撰写过《中国近世乱志》《诸炮台图》《法越交兵记》等书。1884、1885年，他曾在中国和哥老会一起，搞过起义计划。他与宫崎滔天的二兄弥藏有结交。他辞去海军之职后，热衷于研究中国问题，可谓日本的“中国通”。
[3]佚名编：《总理遗墨》，第54～56页。
[4]原敬文书研究会编：《原敬关系文书》第2卷，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年版，第392～393、395～397页。
[5]原敬文书研究会编：前揭书，第2卷，第392～393、395～397页。
[6]原敬文书研究会编：前揭书，第2卷，第393页。
[7]吉野作造：《日华国交论》，见《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论集》第6卷，新纪元社1947年版，第13～14页。
[8]宫崎滔天：《清朝革命军谈》，见《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平凡社1971年版，第259～260页。
[9]宫崎滔天：《清朝革命军谈》，见《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第260页。
[10]《南方熊楠全集》别卷2，平凡社1973年版，第77页。
[11]《南方熊楠全集》别卷2，第230页。
[12]《南方熊楠全集》别卷2，第65～66页。
[13]《南方熊楠全集》别卷2，第93页。
[14]《南方熊楠全集》别卷2，第196页。
[15]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上册，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版，第198页。
[16]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上册，第317页。
[17]《南方熊楠全集》第8卷，第180页。
[18]1911年11月16日南方致柳田国男函。
[19]《南方熊楠全集》第8卷，第370页。
[20]中西政树（1857—1922），明治初上东京学汉学。作为日本外务省所派的留学生在北平的日本公使馆学习汉语，后成为大陆浪人，在甲午和日俄战争时期颇为活跃。
[21]《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第510页。村松梢风：《秋山定辅自述》，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38年版，第266～271页。
[22]村松梢风：《秋山定辅自述》，第272页。
[23]樱田俱乐部编：《秋山定辅传》第1卷，第86页，1977年。
[24]村松梢风：《秋山定辅自述》，第280页。
[25]村松梢风：《金·恋·佛》，关书院1948年版，第19页。
[26]坂本金弥（1865—1923），冈山县人。在法国法律私塾学过法律。1889年，和入江武一郎、冈本佐一等一起成立鹤鸣会，从事政治活动。1891年把鹤鸣会改称备作同好俱乐部，并创刊《进步》杂志，后改称《中国民报》。他又是实业家，经营过带江矿山和大岛冶金厂。曾为众议院议员。
[27]《二六新报》1904年4月更名为《东京二六新闻》。
[28]《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465页。
[29]村松梢风：《金·恋·佛》第28、29页。《秋山定辅传》第2卷，第39、55页。
[30]村松梢风：《金·恋·佛》，第50～51页。
[31]村松梢风：《金·恋·佛》，第51页。
[32]村松梢风：《金·恋·佛》，第49～53页。
[33]村松梢风：《金·恋·佛》，第54～55页。
[34]参阅《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下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2～166页。
[35]村松梢风：《金·恋·佛》，第64～65页。
[36]《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第511页。
[37]《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548页。
[38]《孙文动静》乙秘第375号，1916年3月11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39]村松梢风：《金·恋·佛》，第40～46页。
[40]村松梢风：《金·恋·佛》，第30～31页。
[41]村松梢风：《金·恋·佛》，第124～125页。
[42]村松梢风：《金·恋·佛》，第124～125页。
[43]村松梢风：《金·恋·佛》，第126页。
[44]村松梢风：《金·恋·佛》，第126～127页。
[45]村松梢风：《秋山定辅自述》，第275页。
[46]《宫崎滔天全集》第2卷，第99页。
[47]《宫崎滔天全集》第2卷，第100页。
[48]村松梢风：《秋山定辅自述》，第276～277页。
[49]村松梢风：《秋山定辅自述》，第277页。
[50]村松梢风：《秋山定辅自述》，第277页。
[51]村松梢风：《秋山定辅自述》，第278页。
[52]村松梢风：《秋山定辅自述》，第278页。
[53]村松梢风：《秋山定辅自述》，第278页。
[54]樱田俱乐部编：《秋山定辅传》第1卷，第163～164页。
[55]樱田俱乐部编：《秋山定辅传》第1卷，第280～286页。
[56]樱田俱乐部编：《秋山定辅传》第1卷，第111、126～127页。
[57]樱田俱乐部编：《秋山定辅传》第1卷，第131～132页。《秋山定辅自述》，第402～403页。
[58]村松梢风：《秋山定辅自述》，第402～403页。
[59]村松梢风：《秋山定辅自述》，第402～403页。
[60]《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第511页。
[61]为什么说，支持孙中山和成立新政党是联在一起？成立新的政党是什么意思？这时期的日本内阁称为藩阀内阁。藩阀是指明治维新的元老及军阀势力。他们靠天皇的权力，一手组织内阁，独揽日本政治大权。那时日本虽然设有议会，但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不能组织内阁。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资产阶级要扩大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要求实行政党内阁制，实行议会政治，反对藩阀内阁制，拥护宪政运动——大正政变就是这样的一次资产阶级运动。这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藩阀势力之一的桂太郎认识到这一必然发展的趋势。他认为，过去那样完全靠天皇指名组织藩阀内阁的时代已经过去，所以要组织以自己为中心的政党，以政党的力量组织内阁进而适应时代的变化。为此，桂太郎找秋山（秋山是无党派人士），请秋山协助他组织新党。这是桂跟秋山妥协、合作的一种原因。对秋山来说，要实现自己的大亚细亚主义的理想，不依靠一种政治权力不行。因此，他协助桂太郎组织新党——同志会，进而协助桂太郎组织政党内阁，以便实现自己的理想。后来秋山提出了支持孙中山、实现大亚细亚主义的主张，并说服桂太郎接受。而且秋山相信，桂太郎真的接受了他的主张。两者的目的和主张就这样结成一体。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孙桂会谈是桂和秋山妥协、结合的产物，是日本拥护宪政运动时代的产物。
[62]戴季陶：《日本论》，台北1954年版，第60～65页。
[63]《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548页。
[64]岩村三千夫等编：《现代中国与孙文思想》，讲谈社1897年版，第108～109页。
[65]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增订本）上册，台北1969年版，第496页。
[66]村松梢风：《秋山定辅传》第2卷，第150页。
[67]戴季陶：前揭书，第62页。
[68]戴季陶：前揭书，第62页。
[69]《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第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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