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三、孙中山的中日盟约问题辨析
三、孙中山的中日盟约问题辨析
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中的一大悬案是1915年的中日盟约问题。这一问题涉及三份文献的真伪：该年2月5日孙中山和陈其美与日本的民间人士犬冢信太郎和山田纯三郎签署的《中日盟约》（以下简称《盟约》），及同年3月14日孙中山致日本外务省政务局局长小池张造之函和其附件《盟约案》。此时恰巧是日本强加给中国“二十一条”的时期，《盟约》的内容与其某些条款相似，而且孙中山这时期也没有公开揭露和批判“二十一条”。因此海内外的一些学者认为，《盟约》和致小池张造函及其附件是真物，确有其事。[1]但我国台湾的一些学者则认为，那是伪物，系他人所为。[2]
中日盟约问题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重大问题，而且直接涉及对孙中山的评价，因此，应慎重对待，认真考订。真物或伪物之说虽然提出了重要的线索，但尚缺许多直证和旁证及完整的考订，下真或伪的结论为时尚早。本节以此种态度，对真伪两说提出质疑，以便把中日盟约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1.《中日盟约》
《中日盟约》是中日盟约问题中的核心文献，现保存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洞富雄先生处。据此《盟约》，1915年2月5日孙中山、陈其美和日本的犬冢信太郎[3]、山田纯三郎在此《盟约》上签字盖印。此《盟约》有中文本和日文本，用毛笔书写，蜡封后盖有封印。
《盟约》内容如下：
中华及日本因为维持东亚永远之福利两国宜相提携而定如下《盟约》。
第一条 中日两国既相提携而他外国之对于东亚重要外交事件则两国宜互先通知协定。
第二条 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
第三条 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
第四条 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
第五条 相期中日经济上之协同发达，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
第六条 与前项同一之日（目）的，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外国。
第七条 日本须与中华改良弊正（政）上之必要援助且速使之成功。
第八条 日本须助中华之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之国家。
第九条 日本须赞助中华之改正条约关税独立及撤废领事裁判权等事业。
第十条 属于前各项范围内之约定而未经两国外交当局者或本《盟约》记名两国人者之认诺，不得与他者缔结。
第十一条 本《盟约》自签订之日起拾年间为有效，依两国之希望更得延期。
中华民国四年贰月五日即
大正四年贰月五日作于东京
孙文 印
陈其美 印
犬冢信太郎 印
山田纯三郎 印
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的《孙文动静》是研究孙、日关系的重要档案资料。[4]签署《盟约》的第二天即2月6日的《孙文动静》记有2月5日孙活动情况，为考证《盟约》真伪提供了重要线索。真伪两说都引用此档案资料，但得出的结论则相反。2月6日《孙文动静》记录如下：
上午11时，山田纯三郎来访，下午3时50分离去。
上午11时10分，孙再打电话，请陈其美持印速来。
上午11时48分，陈其美陪同藤田礼造来访，参与交谈。陈11时53分，藤田下午1时2分离去。
中午12时10分，陈其美再次来访，参与交谈。下午1时45分离去。
中午12时10分，王统一来访，参与交谈。2时离去。[5]
（一）据此记录，5日孙中山、山田纯三郎、陈其美三人于同一时间聚集在孙宅是确实的。至于犬冢不仅这一天未在孙宅，而且这时期几乎与孙无往来。据《孙文动静》，孙只有1914年8月12日在陈其美处与他相会一次。犬冢是1916年1月25日初次访孙宅，其后在2～4月往来频繁。这便有了下面的疑问：犬冢的署名和印章是真的还是他人的？如是真的话，犬冢是何时签名的？
（二）“上午11时10分，孙再打电话，请陈其美持印速来”的记载，与这一天陈其美在该《盟约》上签名盖章是否存在直接关系？日本学者就将这一条记载当作判断真伪的重要依据之一，并断定为真物。尽管如此，若以此断定陈确实在《盟约》上盖章，还得需要其他佐证和旁证。因为还存在孙、陈在同日用它在其他文件上盖章的可能。陈是陪同藤田礼造来访的。藤田在东北沈阳经营火药店，访孙宅只有这次。我国台湾学者认为，陈陪藤田来访是为签订买卖火药的合同，孙叫陈持印速来的原因也在此。以此否定日本学者的陈持印来在《盟约》上盖章之说。[6]但这是推理，若要证实，则需合同原件等直证材料；另外，即使如此，也还不能排除在《盟约》上盖章的可能性，因为印章在同一时间内是可以盖几次的。
（三）这一天，孙、陈、山田三人在一起的时间是藤田离去的下午1时3分至陈离去的1时45分，共43分钟。这么短的时间内三人讨论、起草这一《盟约》是不可能的。如在此前起草，则需三人在此前有聚会讨论起草的足够时间。此前三人开会的时间如下：
1月27日，午后4时55分至6时35分，共1小时40分钟。[7]
1月31日，午后3时40分至4时40分，共1小时，王统一也参加。[8]2月1日，午后4时20分至5时10分，共50分钟。[9]2月2日，午后1时5分至2时55分，共1小时50分，王统一参加。[10]2月3日，陈和山田前后两次访孙，但三人在一起的时间是午后3时35分至3时58分，共23分钟，王统一和戴天仇参加。[11]2月4日，山田、陈二人都未来访。[12]
如上所述，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的2月6日《孙文动静》为研究《盟约》真伪提供了重要线索，但还有以上的几个疑点，有待用新的直证和旁证材料进一步考证。
关于《盟约》的第二件史料是山田纯三郎的回忆。他在回忆日本海军中将秋山真之的文章中说：“中国方面以孙和陈[其美]，日本方面以犬冢[信太郎]和我为名义缔结了密约。现在其〇〇的〇〇还藏在某处的金库里。它是由秋山将军执笔，我拿去亲手交给孙的。”[13]日本学者认为，这“〇〇的〇〇”是指“日中的《盟约》”，“某处的金库”是指参谋本部的金库，并断定此《盟约》由秋山执笔。山田在这一回忆中也曾谈到缔结密约的背景及围绕《盟约》的人际关系。他说，1912年秋山任日本海军第一舰队参谋长时与满铁理事犬冢信太郎相识，并“就中国问题畅谈一番，一下便如十年知己。还有一人是当时的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这三人很为各种中国之事担心”。不久，秋山、犬冢、小池三人劝日本财阀久原房之助借款给孙中山100万日元。三人又托陆军教育总监上原勇作做久原借款给孙的工作。久原答应借款，作为其代价缔结了这一《盟约》。[14]这就是说，《盟约》是久原借款的直接产物。
那么，先考证一下久原借款。关于久原借款给孙之事，山中峰太郎另有记述。山中还说，日俄贸易公司社长松岛金太郎、犬冢信太郎、小池张造、秋山真之及中方的王统一、戴天仇、廖仲恺等人也参与了此事。[15]山中的记述与1916年3月的《孙文动静》中有关记载相吻合。据《孙文动静》，松岛于1916年3月5日访孙；[16]孙也于3月7日偕王统一、金佐治（可能是廖仲恺的化名）访松岛，这时山中也在座。[17]3月8日，松岛访孙两次，晚陪同孙访久原房之助。[18]3月10日松岛访孙两次并在松岛宅缔结了久原借款之合同。[19]在这一合同上，中方由孙和戴天仇、日方由松岛和山中签字。
3月19日，孙中山偕戴天仇访久原，日本国会议员秋山定辅也在座。秋山也有久原借款之回忆，但其过程与山中有所不同。[20]
孙中山也曾言及久原借款。1916年2月22日孙在致久原函中写道：“前日所交下日金柒拾万元已收到，当即呈上借款证书。”[21]
根据以上几位的回忆、记述和函件可以确定：首先，久原借款是1916年二三月之事，而不是1915年的。这便告诉我们所谓的《盟约》与久原借款相隔一年，两者没有直接关系。而且秋山真之于1916年2月去欧洲，10月回国，[22]这时不在国内，有关的《孙文动静》中也没有秋山参与的记载。山田在回忆秋山真之的文章中所说的两者关系与历史事实不符。
其次，山中的记述只谈久原借款，不涉及《盟约》问题，这与山田的回忆不同，更接近历史事实。
再次，犬冢信太郎，如山中所说，在交涉久原借款时与孙有频繁往来，而在1915年二三月则没有往来。
还有一个问题是山中与孙的关系。这时山中与孙的关系并不密切，《孙文动静》中只记有1915年1月23日下午3时25分访孙，但孙谢绝会见。[23]1916年3月7日山中在松岛宅与孙见了一次面，由此可见山中曾参与了久原借款，他对此借款的记述较为可信。对《盟约》问题，因他那时与孙关系不密切，不大可能知道，所以他在记述中没有涉及《盟约》是符合情理的。
由此看来，山中的记述不能作为判断《盟约》真伪的旁证。山田纯三郎在忆秋山真之的文章中所谈的《盟约》一事是个孤证，年代上相差一年，而其中的“其〇〇的〇〇”无疑便是“日中的《盟约》”，以及某处金库就是“参谋本部的金库”的结论[24]仅为推测，缺少证实它的直证和旁证史料。而且秋山属海军，参谋本部是属陆军的，海军的参谋部称为军令部，秋山把它放在军令部的可能是有的，但放在参谋本部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一个人的行为有其政治思想根源，孙中山也不例外。推断《盟约》为真物者的政治思想上的主要依据是由一句记录——“独孙先生于此事（按：指‘二十一条’）默不一言”[25]——出发，遂认为孙中山对“二十一条”认识不清，因而与日方订立与之内容较为相似的《盟约》是完全有可能的。“独孙先生于此事默不一言”，出自1915年3月10日中华革命党第八号通告，但同一天孙中山致美国华侨同志之函中明确指出：“足以令我国民恐慌者，即为近日中日交涉问题；再推远观之，则为将来欧洲战事完结之后，列强相继而来，效尤日本，则中国瓜分之惨祸立至，尚何疑义？苟中国目前之交涉，一旦退让，中国亦难再有革命图存之机会矣！职是之故，我国人当速即起事，以救亡于未亡之际。否则，日本之吞并中国，如英之吞并埃及，同一破亡，永无复见天日之望矣。”[26]上述引文表明孙中山对“二十一条”及其交涉有明确的认识，而且表示了反对“二十一条”交涉之态度。在此函中，孙中山还批驳了为驱除袁世凯借助日本之谣言，说：“若谓借助于日本一说，虽至愚之人，亦足以知日本万不可靠，稍有识者亦当知造谣者立说之谬妄矣！”这批驳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对孙中山的谣言。
与“真物说”相反，我国台湾的学者认为，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家和爱国主义者，从政治思想上来说，他不会作出签署《盟约》的举动，因此《盟约》是伪物。这同样是主观上的推理。
一切行为都有其政治背景。先把具体问题考证清楚后再下真物还是伪物之结论，然后根据结论再分析其政治思想根源，这是处理实证性考证与政治思想关系的程序。中日盟约问题的考证也应该遵循这一程序，前两者的提法都违背了这一程序。
考证《盟约》之真伪的另一重要途径是关于它的来历问题。如前所述，该《盟约》至今还保存在洞富雄教授处。据洞富雄教授说，《盟约》是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某教授病危时交给他的，而文学部的那个教授又是从东京的岸家那里拿来的。岸家先辈中有一个叫岸清一的，那一时期在日本的北越和山东一带与犬冢信太郎共同策划开矿，但没有成功。大概由于这个关系，《盟约》从岸家传下来的吧。
洞教授还有两张借据：1915年1月13日孙中山从犬冢那里借用13万日元的借据和同年3月15日“收到犬冢先生交来金五千日元”的收据。这两件也是从岸家传下来的，都有孙文的签名和图章；图章大小与《盟约》的孙图章一样，都是2.3厘米，签名也大体相同。1月13日的签名与《盟约》的中文本签名相似，3月15日的签名与日文本的签名相似。但据《孙文动静》，这个时期孙中山与犬冢并没有直接往来。没有来往却有借条，而且签名和图章都与《盟约》的非常相似，如何解释？这便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此《盟约》与犬冢是否没有直接关系？而且《盟约》上的签名又不像他本人的。为了弄清《盟约》产生的背景和过程，应该通过岸家族进一步调查。
山田纯三郎的有关回忆，虽然在久原借款问题上有一年之差，但尚不能以此完全否定该《盟约》是由秋山真之起草之说。应先将《盟约》与秋山的笔迹加以比较，进而甄别《盟约》是否由秋山执笔。如前所说，从时间角度来说，2月5日及其以前，孙、陈、山田三人没有时间充分讨论和起草《盟约》。如果这样的话，这与山田的说法即“由秋山将军执笔，我拿去亲手交与孙的”是否有什么关系？山田是2月5日上午11时访孙，孙是10分钟后打电话，“请陈其美持印速来”的。如山田的回忆是真的话，他是否拿着秋山起草的《盟约》上午11点到达孙宅？这些都是疑问和推测，需要材料来证实。可是日本爱知大学所保存的《山田纯三郎文书》中却没有收录有关材料。
据我国台湾学者考证，《中日盟约》（指中文本——笔者注）是依据《日中盟约》的日文译成中文的，文字欠通，完全是日本人自作自译的东西。[27]那么，这与山田的上述说法又有何种关系？
这一《中日盟约》不是唯一的，当时国内报刊也刊载过《孙文之日支攻守同盟条约》[28]、《孙文与犬养毅订结协约》[29]等。其内容与《盟约》有共同之点，也有不同之处，其真伪需要考证。[30]
2.致小池张造函与《盟约案》
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各国内政关系杂纂——中国之部·革命党关系》第16卷，1915年3月14日孙中山致函日本外务省政务局局长小池张造，并附上《盟约案》。
该函用日文撰写，其中写道：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之所谓日中交涉事件，乃以日中亲善及东亚和平为谈判之目的者。此点与不肖所倡尊之主张相一致，虽欣喜不已，至于贯彻此目的之手段方法，则不能不使人失望灰心，诚所不堪焦虑者也。且如欲求东亚之和平，则舍实行真正之日中提携以外，决无其他途径”；“惟关于交涉事件，对于将真正提携问题置之度外且缺乏诚意之敝国政府当局，采取始终一贯之强硬交涉，将出现可悲之事实，至为明显，此与吾人最终目的之日中提携之本旨相背离之手段，不肖等至感遗憾”。“欲得巩固之同盟，尝起草如左之《盟约》草案，秘密就教于贵国之有司焉。从今日之形势，欲实现如此理想，虽属不易，然今日世界大势动乱、欧洲战局变化极大之秋，更是需要日中提携不可一日或缓之际。”因此，应“尽一切方法以挽回局面”“兹谨披沥满腔之诚意，以请教于阁下”。
《盟约案》有11条，其内容与《中日盟约》基本上一样。
致小池函、《盟约案》和《中日盟约》这三者皆用毛笔书写，三者之笔调、笔法颇为相似，国内外学者对其真伪判断虽有分歧，但公认三者出自一人之手。这便说明三者有内在联系，对其中一个原件的甄别牵涉到其他原件。
下面试列举考证致小池函和《盟约案》的若干可循途径。
（一）函原件的右上角附有“王统一”三个字的名片，名片左侧用毛笔写有“大正四年（1915年——笔者注）三月十四日王统一持参”的毛笔字。这就是说此函是3月14日王统一递上来的。这是考究该函的物证。王统一的原名为王统，是海军军官，这一时期与孙的关系较密切。我们应该进一步考察这时他是否使用过此种名片？是否系王的真正名片？
（二）在孙文签发信函和王统一向日本外务省递交信函的3月14日，王并没有访孙。
（三）3月14日前王统一和孙中山没有单独聚在一起充分讨论起草函件和《盟约案》的时间。据《孙文动静》，王统一访孙时间如下：
（1）2月28日下午4时15分至45分。陈其美、王静一、丁仁杰等在座。[31]
（2）3月2日下午4时30分至5时10分。陈其美、叶家声、周应时等在座。[32]
（3）3月4日下午3时35分至4时15分，谈40分钟。金佐治、叶夏声、韦玉、夏重民、吴叶刚、戴天仇等在座。[33]
（4）3月6日下午3时10分至55分，谈45分钟。陈其美、何天炯、萱野长知、蒋介石、韦玉、丁仁杰等在座。[34]
（5）3月7日上午9时50分至10时，谈10分钟。余祥辉在座。后再次来访（不知时间），12时58分离去。余祥辉、陈其美、韦玉、欧汤豪、夏重民等在座。[35]
（6）3月11日上午9时30分来访，谈20分钟后离去。上午11时孙至民国社，与王统一、肖萱、丁仁杰等数人面谈1小时18分钟。下午4时20分，王偕富永龙太郎来访，富永汇报中国国内运动情况，孙大为不满，6时15分离去，共谈1小时55分钟。[36]
（7）3月12日，上午10时50分陪同东京《日日新闻》记者来访，11时20分离去，共谈30分钟。[37]
如上所记，王访孙时其他革命党人或日人也在座，没有时间与孙单独谈话。这便说明孙与王单独在孙宅谈致小池函和《盟约案》的条件是不具备的。当然也不排除其他时间起草的可能性。
（四）该函错字较多，如“敝国”的“敝”字，5处误写为“弊”；“交涉”的“涉”也5处误写成“埗”；“荏苒”的“苒”字写成“
”；“旷日”的“旷”字误写成“
”。[38]如孙中山起草或校阅则不会出现这些错字。这样，该函与孙似乎没关系。
（五）如《中日盟约》由秋山执笔，致小池之函也应该由他执笔。但据日本《东亚先觉志士记传》和《对支回顾录》，秋山真之文藻丰腴，日俄战争时期替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写的战报，“字字金玉，读之如无韵之诗”[39]。但致小池之函，辞意芜冗，错字连篇，岂是出于文豪秋山真之的笔下？[40]这也是个疑点。
（六）《中日盟约》和致小池函及《盟约案》，从其内容和笔法、笔调来说是有内在联系的。那么缔结《中日盟约》后为什么又致函小池，并重新提出《盟约案》呢？这是否意味着《中日盟约》的无效呢？如果是无效的话，那么缔结《中日盟约》的意义何在？《中日盟约》是与日本民间人士缔结的，《盟约案》是向外务省的局长提出的，局长的权威当然比民间人士大。向局长提出《盟约案》，在一定意义上是否否定了山田、犬冢背后有秋山真之及上原勇作等军界要人之说？这些都是疑点。
对以上几个疑点，真物说或伪物说都不能解明。而且讨论起草这一函和《盟约案》的过程也非常不明。这是更大的疑点。鉴于这种情况，目前真物或伪物证据不足，有待进一步考订。
为了搞清中日盟约问题，需要根据上述及其他线索继续发掘有关的直证和旁证材料。如无新材料，对此问题的考证也无法深入，真伪之争也无意义。其次，需要进一步追查岸清一家族这一条线索，弄清《中日盟约》原件的来历。这会为解决盟约问题的真伪提供重要的依据。
本节虽然对真伪没有下肯定的意见，但对真物或伪物之说提出的质疑，可算是一家之言，在真伪之争中可谓第三种意见。
注释
[1]藤井升三：《二十一条交涉时期的孙文与〈中日盟约〉》，见市古敏教授退休纪念论丛编辑委员会编：《近代中国研究论集》，山川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358页；松本英纪：《二十一条问题与孙中山》，见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38～660页；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933～935页；段云章、邱捷：《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页。
[2]陈在俊：《〈孙文密约〉真伪之探究——日本侵华谋略例证》，打印稿，1991年。
[3]犬冢信太郎（1874—1919），佐贺县人，1890年后在三井物产公司任职，1906～1914年任满铁理事兼矿业部部长，后在立山水力电气公司、大凑兴业公司任职。曾支持过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4]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赴日领导革命。日本警视厅以保护为名，派便衣警察日夜监视、跟踪革命党人。警察将其侦察情况于当日或翌日写成《孙文动静》，以“乙秘第××号”的编号，逐日报送外务省政务局第一课（主管中国问题）。
[5]《孙文动静》乙秘第300号（按：从前后的编号分析，300号为200号之笔误），1915年2月6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下同）。
[6]陈在俊：前揭文，第15～16页。
[7]《孙文动静》乙秘第129号，1915年1月28日。
[8]《孙文动静》乙秘第164号，1915年2月1日。
[9]《孙文动静》乙秘第170号，1915年2月2日。
[10]《孙文动静》乙秘第179号，1915年2月3日。
[11]《孙文动静》乙秘第187号，1915年2月4日。
[12]《孙文动静》乙秘第193号，1915年2月5日。
[13]此文载于秋山真之会编的《秋山真之》（上卷），见松本英纪《二十一条问题与孙中山》，第654～655页。
[14]松本英纪：前揭文，第654～655页。
[15]山中峰太郎：《实录亚洲的黎明——第三次革命真相》，文艺春秋社，第272～273页。引自松本英纪前揭文，第653页。山中峰太郎曾为陆军军官，参加过二次革命。此时任《朝日新闻》记者。
[16]《孙文动静》乙秘第351号，1916年3月6日。
[17]《孙文动静》乙秘第361号，1916年3月8日。
[18]《孙文动静》乙秘第367号，1916年3月9日。
[19]《孙文动静》及附记，乙秘第375号，1916年3月11日。
[20]《孙文动静》乙秘第370号，1916年3月20日。村松梢风；《金·恋·佛》，关书院1948年版，第40～48页。
[21]《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3页。
[22]秦郁彦编：《日本陆海军综合事典》，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版，第162页。
[23]《孙文动静》乙秘第106号，1915年1月24日。
[24]松本英纪：前揭文，第654～655页。
[25]《中央党务月刊》，第4期。
[26]《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940页。
[27]陈在俊：前揭文，第14页。
[28]《申报》1915年4月22日。
[29]《申报》1915年4月24日。
[30]《盟约》上有孙、陈及山田、犬冢四人的签名和图章，考证他们的签名和图章是甄别《盟约》真伪的重要环节。但现在常见到的《盟约》是复印件、缩小的复印件或者两次复印件，有的是用摄像机或照相机拍照的，与原件不大相同；有的明显变形，1991年4月24日日本NHK电视台播出的签名和图章更是如此（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可参考陈在俊前揭文之附录5及附录7）。而且我们当作原件的签名和图章也不是原件，而是铅字制版印制的或者印刷品的复印件，因而不能把这些当作原件来与《盟约》的签名和图章加以比较。加之人的签名不是固定的，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笔调、笔法都有变化，而且签名和图章可以仿冒，在考证时应该考虑这些因素。因此对签名和图章的考证和比较，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对的比较，而不是绝对的结论。
[31]《孙文动静》乙秘第434号，1915年3月1日。
[32]《孙文动静》乙秘第454号，1915年3月3日。
[33]《孙文动静》乙秘第473号，1915年3月5日。
[34]《孙文动静》乙秘第491号，1915年3月7日。
[35]《孙文动静》乙秘第498号，1915年3月8日。
[36]《孙文动静》乙秘第535号，1915年3月12日。
[37]《孙文动静》乙秘第544号，1915年3月13日。
[38]陈在俊：前揭文，第4页。
[39]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原书房1967年版，第756页。
[40]陈在俊：前揭文，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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